从多元到一体：二十世纪中国彝语文研究的学术实践与共同体建构
邱富元，蔡夏 | 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二十世纪以中国彝族语言、文字及文献为核心展开的知识生产，其百年学术历程构成了一部超越单一学科、深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的“构建型”实践史。1900-2000年间，彝语文研究在研究范畴、学术范式与问题视野上实现了三重深刻转型：范畴上，从语言本体扩展至文字规范与文献整理，形成“语言-文字-文献”综合知识体系；范式上，实现了从经验性“他者描摹”向科学化“主体构建”的根本转向，并融合历史比较与多学科方法；视野上，则从纯粹的学术探究，拓展至与国家民族政策、文化建设和身份认同的深度互动。与之相应，研究主体完成了从“外来主导”到“本土崛起”，最终走向多民族学者“多元共建”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历程通过科学实证、体系构建与经典再造，从知识、制度与认同三重维度，扎实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升华，为理解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基于学术史的关键阐释。
关键词：彝语文研究；学术共同体；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生产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四川省高等院校“双一流”贡嘎计划课“汉藏羌彝走廊中段族群语言描写、比较、语音实验及资源库建设”（GGZY004）阶段性成果。
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学术历程，是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从文化“多元”走向认同“一体”这一宏大建构过程的关键视域。本文聚焦二十世纪的彝语文研究，并将其界定为涵盖彝族语言（结构、使用）、文字（规范、信息化）与文献（古籍整理、翻译）在内的综合性学术实践领域。其发端于晚清，这一跨越百余年的学术实践史并非单纯的学科方法演进记录，而是一部中国学术界如何运用知识生产、主动参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历史。这一“构建型”学术史，最初以外来视角的零星记录为起点，继而转向初步的本土系统调查，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力量的全面推动下，发展为目标明确、体系严整的科学工程与文化建设实践。纵观全程，其研究内容实现了从局部介绍到整体把握的跨越；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外部描摹到科学阐释的升级；而研究主体也完成了从“他者”介入到本土主导的转变，最终形成多民族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共同体”的深刻转型。
彝语文研究的范畴扩展与范式演进，不仅深刻映射了国家民族建构的阶段性进程，其知识生产本身——包括语言的科学化、文字的标准化、文献的经典化，更是共同构建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实践与制度性力量。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其百余年学术史，以“语言-文字-文献”的知识生产为枢纽，进行多学科检视，旨在细致阐释“多元一体”格局如何通过具体学术实践，从文化现实升华为国家认同，最终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机理提供基于扎实学术史考察的关键性案例。
一、早期西方研究作为多元性的初始参照（1880-1930年）
早期西方学者对彝语的研究虽带有“他者”视角与时代局限，却系统保存了彝语的一手材料，客观上为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语言复杂性提供了早期参照，也为后续中国本土化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一）保禄·维亚尔（Paul Vial）的研究
保禄·维亚尔（Paul Vial，汉名邓明德，1855-1917）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彝语的西方学者。他在1890年发表的《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De la langue et de l′écriture indigènes au Yn-Nn）一文中指出，彝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等层面不同于汉语，驳斥了当时视彝语为“汉语变种”的普遍误解，并对彝语词汇结构、语序及方言差异进行了初步探讨。1898年《倮倮——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Histoire.Religion.Murs.Langue.criture.C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一文不仅描述了撒尼彝语的音系特征，还指出撒尼彝文从起源上属表意文字，但发展趋向于音节文字体系。1909年出版的《法倮（撒尼方言）词典》结构系统、体例严谨，首次采用彝文铅字印刷，对彝文书写标准化起到推动作用，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语料基础。维亚尔的研究在彝语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然而其工作本质上仍是一种外部视角的“语言学发现”，其目标在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一种“异质”文化，而非参与该文化的主体性构建，但这却为中国学者后续的科学整合提供了原始文本。
（二）阿尔弗雷德·李埃达（Alfred Liétard）的研究
阿尔弗雷德·李埃达（Alfred Liétard，1872-1912）聚焦阿细彝语与倮倮颇彝语的描写与分析。1909年，李埃达在《关于倮倮方言的笔录》(Notes sur les dialectes Lo-lo）一文中，首次较为系统地记录了撒尼、阿细、倮倮颇等多个彝族支系语言。1911年至1912年间，他在《通报》(T′oung Pao)上连续发表了《倮（阿细）法词典初编》《倮语阿细方言语法笔录》及《法-阿细倮方言词汇》等一系列成果，其中后者以“法语—阿细彝语（法文注音）”形式编排，共42页，是当时唯一一部阿细彝语工具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云南倮倮泼——中国的一个土著部落》是李埃达对彝语中部方言倮倮泼的系统研究，系统描述了该支系的语言结构和特征，并明确指出倮倮颇彝语深受汉语影响，书中记录的汉语借词达118个，客观反映了当时彝汉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事实。这一语言接触事实，虽被视为一种外部观察的影响，却为后来中国学者论证民族间历史交融与文化共生提供了宝贵的早期实证线索。尽管李埃达在彝语描写与比较方面成果颇丰，但受时代所限，亦存在一定不足，正如郭丽娜（2015）指出，李埃达当时的记音方式尚未采用国际音标，而是依据法语语音规则，影响了语音描写的准确性；在语法分析中，亦存在套用印欧语框架来理解彝语结构的情况。
（三）其他学者的研究概述
除维亚尔与李埃达外，晚清至民国初期另有一批西方学者、探险者及军人对彝语文开展了各有侧重的记录与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的早期面貌。
在语言比较方面，Paul Victor Boell于1899年发表《倮倮语研究贡献》（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langue lolo）对阿细、撒尼、诺苏等六种彝语支系进行了初步比较，认为彝语属单音节孤立语性质。在跨境语言与文化的记录上，Commandant Bonifacy于1907年对越南北部黑倮、白倮等支系的语言风俗进行了考察，明确将Lolo（倮族，即彝族）分为 5 个支系；并注意到其与当地布标族（中国境内属彝族支系）的异同，提供了彝语跨境比较的早期个案。多隆使团（1906-1909）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非汉族民族文字：四种倮倮语和苗语字典》（Ecritur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Quatre Dictionnaires Lolo et Miao Tseu）一书，系统收录了云南武定、四川凉山及贵州等地的彝文材料，是早期彝文收集与整理的重要成果。史禄国（S.M.Shirokogoroff）于1930年发表的《记猓玀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基于云南石屏附近倮倮家庭的实地调查，补充了此前 P.Vial和A.Liétard未调查的方言资料，解决了早期研究中语音记录不精准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具有双重性，在材料层面，它保存了“历史底稿”，完成了对彝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首次学术标注；在范式层面，“他者”视角与去语境化的研究从反面深刻地揭示出若没有本土学者的主体性参与和文化整体性视野，任何研究都无法真正承担起阐释中华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文化认同的使命。因此，这段“前奏”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下了什么，更在于它预示并呼唤着什么，即一场由中国学者主导的、旨在科学阐释并促进民族融合的学术实践。
二、本土学术范式与国族认同的实证构建(1930-1950年)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彝语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由中国学者掌握阐释权的新阶段。以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等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其工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运用科学方法破除了关于彝族族源与文化的谬论，更在于他们自觉将学术研究置于服务国族建构的时代命题之下。在事实层面为彝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同时在方法论和组织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即将展开的、由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语言系统调查与整合工程准备了关键的理论基础、调查范例和专业人才。
（一）民族志与体质人类学对“一体”根基的奠定
本阶段的核心使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在事实层面破除谬误，确证彝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客观性。在民族志与人类学领域，杨成志的开创性调查涵盖了彝族社会组织、奴隶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具体涉及家庭与部落结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经济形态等多个维度。在语言文字方面，他开创了彝语文系统研究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他明确指出，其研究目的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明确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团结”。 林耀华撰写的《凉山夷家》运用系统民族志方法，厘清了凉山彝族以家支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形貌。他通过科学的体质人类学测量，有力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彝族属高加索人种”的错误观点，从生物血缘上确认了彝族属于蒙古人种属性。这一结论粉碎了将中华民族进行人种割裂的叙事，为“一体”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石。首批彝族本土知识分子岭光电、曲木藏尧的著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内部视角”，不仅是“自我叙述”，而且更主动地将彝族文化置于中华国族叙事的语境中。曲木藏尧在《西南夷族考察记》中描绘彝族歌舞时，特意强调“全与汉人无异”， 这正是文化认同与共同体叙事的生动体现。
杨成志、林耀华等人的研究超越学术的价值在于他们以科学的民族志范式取代了“他者”的简单描摹，将关于彝族社会结构的客观知识体系引入公共知识领域。林耀华的体质测量运用科学数据摧毁了试图从血缘上分裂中华民族的叙事。这些实践标志着关于彝族的知识生产开始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社会认知基础之中。
（二）在语言描写与接触现实中勾勒“多元”图景
在语言学领域，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描写与历史比较法，科学地界定了彝语的独特价值及其在中华语言谱系中的位置。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首次全面确立了撒尼彝语的音系，标志着彝语研究从早期外源性记录转向系统、科学的语言学描写，这是中国现代彝语科学描写的奠基性著作。尤为重要的是，1941年马学良首次识别并记录了彝语（纳苏支系）中存在的“松紧元音”对立现象。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彝语语音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更为后续藏缅语族的比较研究、系属划分及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影响深远。他通过系统的语音分析、语法梳理与结构描写确立了彝语研究的科学范式，展现了从“材料搜集”走向“系统分析”的学术转型。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开创了“从民歌研究到语言描写”的独特范式，即“从活态文化中研究语言”的路径。他通过史诗《阿细的先基》的分析，展现了语言与文学的深度融合，从文化表达的层面证明了彝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华年的《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通过对240个汉语借词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彝汉民族深层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融，从语言接触维度为“一体”格局提供了微观而确实的案例，如“代表具体现象的词语易于传播”等规律，从语言学角度为民族交往提供了实证依据。这一研究不仅推进了彝语本体研究的深入，更在方法论上示范了如何通过语言材料审视民族关系。这一成果从语言接触维度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语言学佐证，体现了“一体”在持续交流中动态铸牢的进程。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集体工作，完成了一次双重奠基：在学理上，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从社会、生物、语言等多维度，无可辩驳地确立了彝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有机部分的地位；在实践上，他们开启了将彝族研究从个人志趣转向国家事业的进程。然而，其工作仍大多基于个人或小团队的调查，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规划与标准。这种个体化、分散化的研究状态与通过学术整合来服务国家民族建设的宏大目标之间存在的张力，清晰地预示了下一个阶段，一场在新中国国家力量主导下全面展开、旨在系统整合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科学工程即将到来。
三、体系构建与范式革新：国家工程中的彝语文研究（1950-2000年）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语言研究赋予了新的国家使命。彝语研究彻底告别了分散的个人探索阶段，被纳入国家文化建设与民族工作的整体规划，转变为一项目标明确、组织严密、规模空前的系统性科学工程。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国家主导的科学实践，首次全面厘清彝族语言文化的内部多样性（“多元”），并以制度化、标准化的方式，将其系统性地整合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框架之中（“一体”），从而在知识与制度双重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
（一）制度性奠基：国家工程与彝语文的规范、普查及标准化（1950-1970年）
本阶段的研究最鲜明的特征是国家力量成为绝对主导，学术活动与民族政策实践高度融合。
首先，是国家工程性质的全景式普查与科学定性。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组织发起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是一项开创性的国家学术工程。这场由国家调动专业力量的系统性调查，首次对彝族语言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普查。其标志性成果《彝语简志》（1985）作为国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重要部分，不仅首次科学确立了彝语“六大方言”的比较框架，完成了对彝族内部“多元性”的系统测绘，更标志着关于彝族语言的权威知识被正式纳入国家编纂和认证的公共知识体系，成为中国语言国情研究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与法定化进程。在普查科学结论的基础上，国家启动了旨在促进民族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程。四川凉山彝语标准音（喜德语音）的选定及其语音、语法体系的系统归纳与研究，为彝族内部跨方言交流和教育普及提供了科学的语音标准，如《凉山彝语语音概论》与《凉山彝语语法》等著作，通过对喜德音系声、韵、调、语法的系统归纳，为彝族内部跨方言区的交流提供了标准参照。尤为关键的是，《四川凉山彝文规范方案》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这绝非单纯的文字改革，而是一项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确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语言政策；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彝文在书写上的分歧，为彝文进入现代学校教育、行政办公、新闻出版和信息化领域提供了统一的、法定的文字基础，从根本上夯实了“一体”格局在语言文字政策维度的根基。
（二）学理深化与多维拓展：改革开放后彝语文研究的范式转型（1978-2000年）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与国际接轨，使彝语研究彻底突破了此前以“规范化、标准化”为主的单一任务，呈现出方法论多元化、研究问题社会化、研究手段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从多个维度深化了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阐释。
1.历史比较的深化与谱系学建构
以戴庆厦、朱文旭、陈康为代表的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历时维度。戴庆厦的《彝语词汇学》在展现彝族独特文化词汇（“多元”）的同时，通过与藏缅语族亲属语言进行历史比较，为民族间的历史渊源提供了词源学证据。朱文旭、陈康等则通过方言的历史比较与古音构拟，致力于解释共时“多元”格局的历史成因，并将其置于汉藏语系宏观背景中考察，试图回答“彝语为何如此多样”以及“多样性的源头何在”等根本问题。朱文旭提出“规范彝文普及将促使方言趋同”，更是指明了语言规划促进“一体”认同的实践方向。这些研究从发生学层面，将彝族文化的“多元性”阐释为中华民族内部长期历史互动与分化的自然结果，从而在历史纵深上强化了“一体”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2.社会语言学转向与语言生活研究
改革开放后，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是关注语言在社会中的实际功能与活态面貌。这一时期的语言实践与学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认识深化同步。在“多元一体”的宏观框架下，彝族地区的语言生活成为观察文化“多样性”与认同“一体性”辩证关系的典型场域。一方面，对彝族社群语言使用、能力与认同的大规模普查在此时系统展开。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的出版，该书首次以权威数据全面描绘了彝族等各民族的语言生活图景，为国家制定科学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另一方面，在宏观研究的支撑下，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双语教育研究迅速跟进。同年发表的《彝汉双语教育概况及发展前景》系统梳理了四川彝族等地的双语教育模式，并对其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探讨。这两类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后彝族语言社会应用研究的坚实起点，清晰展现了学术研究如何响应并参与国家层面的民族语言规划。
3.彝文信息化与语言技术研究的突破
在国家科技战略的支撑下，彝语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革命性发展。其核心标志与首要成就是彝文成功纳入国家中文编码标准及国际Unicode标准。这一由国家主导完成的编码统一工作，为彝文在数字时代生存与发展赋予了通用的“数字身份证”，是在信息层面对民族文字进行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国家整合”。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应用工具与资源建设得以系统推进，以沙马拉毅等学者研发的彝文输入法、彝文标准字库、电子排版系统相继面世，同时，服务于语言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大规模彝语语料库等数字资源库的建设也正式启动。这些成果标志着彝文实现了从传统书写到可计算、可处理数字信息的根本性转变。
4.国际对话与比较视野的融入
中国彝语研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学术舞台。美国学者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在《原始藏缅语手册》（2003）的系统性研究中，对彝缅语支语言进行了精细比较与原始语构拟。澳大利亚学者布雷德利（David Bradley）在《彝语支源流》（1992）等著作中，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与精细的祖语模型构建，深化了对彝语支内部演化路径的理解。他们采用的历史比较法不仅没有将彝语“异域化”，反而从全球语系比较的视角客观印证和强化了彝语在汉藏语系中的稳固地位，从而在更广阔的学术共识层面巩固了彝族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认知。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彝语文研究，成功实现了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路径的拓展。通过在历史谱系、社会生活、信息技术及国际学术等多个前沿领域的深耕与创新，彝语文研究从多维度、动态地为“一体”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从而使“多元”的语言文化现象本身，成为维护和促进国家认同的珍贵学术资源。这一历程生动地证明，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术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自我更新的知识创新体系。
四、古籍整理与中华民族共享文化记忆的构建
（一）范式的创立：《爨文丛刻》与国家标准的确立
《爨文丛刻》是第一部以科学方法翻译并系统对外推介彝文古籍的丛书，在彝族文献学和彝汉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从1936年丁文江初编本到1986年马学良的增订本，历时半个世纪，生动记录了彝文典籍从毕摩师徒秘传的“地方性知识”，逐步升华为国家学术体系所承认、整理与阐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遗产”的完整过程。
《爨文丛刻》的奠基性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进行地质调查时，意外发现当地彝族毕摩（祭司）世家珍藏的大量彝文典籍，具有重大文化价值。随后，他与彝族经师罗文笔合作，历时数年，精选十一部经典，于1936年辑成《爨文丛刻》初编本。该著作首创严谨的“四行译注法”，即每一页按顺序排列彝文原文、注音字母标音、汉字逐字直译和通篇意译四行，并严格遵循彝文传统书写格式（字序从上至下，行序从左至右排列）进行编排。 为便于读者理解语音对应关系，准确传达语音信息，译稿中还特别编制“字式表”，用以说明彝文、注音与汉译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由马学良先生主持的《增订爨文丛刻》工作（1981-1986），是在国家力量与专业学术共同体协作下的集大成之作。增订本采用国际音标规范记音、多版本精细校勘与翔实注释的整理方法，不仅极大提升了文本的权威性，更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严谨、可复制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国家标准。
（二）体系的繁荣：国家规划下的成果集群与多元进展
以《增订爨文丛刻》所奠定的科学范式与国家工程经验为基石，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专项规划的支持下，彝族古籍整理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了根本性转型——从零散的个案研究转向由国家主导、系统规划、持续投入的体系化文化建设工程。
在这一框架下，区域性大型文献集成项目取得系统性突破，代表性成果如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著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著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等，通过开展全域性普查、抢救性整理与规模化出版，构建了可持续、成系列的基础文献出版体系。这一工作不仅系统保存了彝族独特的宇宙观、历史叙事和哲学思想，更使其得以进入更广阔的学术与公众视野，从而有机融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思想史谱系。与此同时，古籍保护与整理进入了数字化与现代化并行的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系统著录了包括《西南彝志》在内的各区域存世古籍，标志着整理工作步入全国统一规划、数字化管理体系化的新阶段，这不仅为彝族文化遗产提供了永久性、预防性的保存方案，更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效率与文化资源共享水平。
（三）理论升华：古籍整理实践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
从《爨文丛刻》到后续的体系化工程，其本质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系统的文化遗产建构实践，清晰揭示了“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化领域的生成逻辑。这一实践具有三重递进意涵：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科学范式，创立了译注标准、采用国际音标、建立校勘规范，为将民族古籍转化为现代学术体系可识读、可研究的公共知识提供了技术模型；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体系化整合，将地方性知识纳入国家知识体系，构建了文化“一体性”的坚实基础；在价值层面，它完成了经典化共享，使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多元”）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尊重与升华。因此，卷帙浩繁的古籍成果最终超越了文献学意义，它们是国家对多元文化进行系统性经典化建构的自觉实践，为构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铸牢共同体认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本基石，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从文化现实到国家认同的内在统一性。
五、结语
二十世纪彝语文研究的百年学术历程，是一部学术实践自觉服务并深刻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其演进脉络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知识生产到国家整合的完整路径：从外部视角的初始参照（客体化），到内部视角的科学确立（主体化），再到国家主导的系统整合与理论深化（体系化），最终实现文化结晶的经典生成与共同体共享（典范化）。
这一历程首先体现在研究范式上，从早期“他者描摹”转向立足本土的“主体阐释”。中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科学论证了彝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客观性，完成了“一体”的事实确认。继而，在国家力量支持下，通过系统普查与标准化工作，在制度与知识体系层面实现了对内部“多元”的科学识别与有序整合，完成了“一体”的体系构建。进而通过历史比较研究，从发生学与谱系学维度揭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机理，完成了“一体”的深度阐释。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则从全球比较语言学的视野，为彝语在汉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外部印证，强化了学术共识。在研究性质上，实现了从个人探索到国家工程的体系化升级，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工程将彝族语言文化纳入统一的知识框架，实现了制度性整合。同时，研究视野也从语言本体扩展至社会认同、技术权利与文化记忆等多维阐释，共同筑牢了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存续与发展的根基。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彝语文研究的百年历程，完整演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建构路径。早期的西方研究完成了对“多元”事实的初始标注；本土先驱研究则通过科学实证，为“一体”奠定了学理与认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工程，在制度与知识体系上实现了对“多元”的系统整合，并最终通过古籍整理等文化工程，完成了“一体”在经典化记忆层面的共享与铸就。
作者简介：邱富元，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历史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 蔡夏，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历史语言学。
本文来源于《民族学刊》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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