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斐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南诏德化碑》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建构研究

顾斐泠광눂굈굎깴·中华民族共同体2026-07-20308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南诏德化碑》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建构研究顾斐泠 |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南诏德化碑》是唐代西南边疆承载集体记忆的典型碑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立足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聚焦于碑文中所体现的集体记忆建构与认同整合的内在脉络，从“统一六诏”的历史叙述与政治统合、“天宝战争”的历史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南诏德化碑》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建构研究

顾斐泠 |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南诏德化碑》是唐代西南边疆承载集体记忆的典型碑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立足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聚焦于碑文中所体现的集体记忆建构与认同整合的内在脉络，从“统一六诏”的历史叙述与政治统合、“天宝战争”的历史叙事话语调适与君臣关系重构、“点苍山会盟”的代际记忆传承与仪式化实践等三个关键层面，深入剖析南诏政权如何通过碑刻这一物质载体形塑与强化集体记忆的内在逻辑，围绕政治认同凝聚、文化认同增强、治理体系整合等三个维度，有助于系统揭示该碑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路径与深层理路。《南诏德化碑》通过整合地方历史叙事与建构集体记忆，生动呈现了唐代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领域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为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背景、历史演进与发展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与文化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诏德化碑》；集体记忆；交往交流交融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1]这一重要论述引导学界将研究重心聚焦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来。[2]构建科学完备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不仅增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3]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有助于阐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繁荣的促进作用，以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具有整体性和密切关联性，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历经漫长历史演变与传承逐步形成的各民族共享的精神价值与感性认知。

西南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交融场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实践区域。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碑刻，普遍承载着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以及伴之形塑起的历史合理性与民众基础。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指出，“集体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4]35作为社会群体共享的往事编码系统，集体记忆通过标准化叙述将群体价值观内化为个体认知，最终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这是由“历史规定的纪念碑现实意义”与“现实决定的纪念碑历史意义”[5]155的作用体现，也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史作为铸牢路径的内在特质与独特价值。《南诏德化碑》是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的碑刻。碑文记叙了南诏的历史和政治，展现出南诏已在同中原的交流融汇中吸纳了儒家政治。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决定了浸润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南诏德化碑》能够通过历史叙事与纪念实践的方式，讴歌中华民族不朽的历史与民族精神，为今天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演进提供鲜活样本。

围绕《南诏德化碑》学术研究，学界已积累较为丰硕的成果。早期研究侧重于文本校释、作者考证、史事疏证等基础工作，近年来则逐渐拓展至政治形态、民族关系、文化认同等深层议题。姜丹（2011）立足民族学、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多维视角，深入剖析碑文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与社会结构，揭示了南诏政权在文化表达与身份建构中的策略性选择。[6]王淑钰（2026）通过理论话语、叙事方式与符号调用的梳理，认为碑文矗立的核心意图是强化王权与传承秩序。[7]李婵玲和丁科（2015）研究指出，碑文内容集中体现了南诏民族期望统一于中华大家庭的“民族融合”思想，并对唐代以降西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8]赵心愚（2015）借助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复合研究方法，对唐、诏、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精微考证，为解读碑阴所载的职官告身制度、赏袍制度及其所受唐制影响和本土调适提供了重要参考。[9]方铁（2025）将《南诏德化碑》作为重要史料依据，侧面呈现了唐、诏、蕃三方之间的密切交流及民族关系的调适过程。[10]上述成果为深入研读《南诏德化碑》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学理支撑。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碑刻置于区域民族史或唐蕃关系史的框架内展开，侧重具体史实的考辨与政治立场的分析，而对碑文如何通过集体记忆的建构来凝聚边疆社会、培育共同体认同的深层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尤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如何运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揭示其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形塑作用，目前的研究仍显薄弱。因此，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理论视域，聚焦《南诏德化碑》的集体记忆建构与认同整合逻辑开展相关研究，力求在方法论和理论深度上实现拓展。

二、理论视域：《南诏德化碑》的阐释基础

对《南诏德化碑》的解读，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导向，只有锚定正确的研究视角，才能从这一千多年前的碑刻文献中，挖掘出符合历史事实、回应时代需求的思想价值。《南诏德化碑》是唐代西南边疆多民族交往互动的直接产物，其文本承载着当时南诏社会对自身历史、与中原王朝关系、多民族共处格局的核心叙事与观念建构，想要厘清这种认知背后的认同建构逻辑，首先须明确进行研究的基本遵循与阐释依据，这也正是本研究将理论视域作为开篇讨论的核心原因。

（一）理论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视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基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准确把握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南诏德化碑》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承载特定社会群体对共同历史经验的选择性重构，并以“认同凝聚”的方式推动集体记忆的代际共享、价值整合以及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层联结，揭示了边疆民族政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实践路径。而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度阐释这份西南边疆的史料，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范式与《南诏德化碑》整体性研究深度互融，既能为立体化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补充稀缺的本源性史料，也能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西南本土性阐释的基础。

（二）历史观照：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与启示

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兴衰。[11]134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历史观是人们之于自身历史文化活动的一种反思，其建构既有理论性质也有实践性质。即历史观因不同人群“其‘社会存在’不同而互有差别”，且为人们提供“社会政治活动中的‘行动指南’”。[12]3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与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五个共同”：“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3]“五个共同”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综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史实为依据，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基本观点。

在此理论视域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南诏德化碑》的新时代阐释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导与价值坐标，而《南诏德化碑》的深度解读则为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实践验证与内涵深化提供了实证支撑。从理论维度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五个共同”为指引，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阐释的逻辑基点，即从多元一体视角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理论视域有助于对《南诏德化碑》的解读突破传统边疆与中原的二元叙事，转而以“共奉中国”的政治认同、儒学化表述的文化向心力、集体记忆建构的情感联结为线索，将碑文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使其成为印证“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的鲜活案例。从实证维度看，《南诏德化碑》作为边疆地方政权自我书写的原生文献，其“共同命运”的叙事逻辑，为边疆民族政权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构性力量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微观史料支撑，完善了唐代西南边疆民族认同实践的实证链条，使“五个共同”在具体时空场景中得到具象化阐释。从价值维度看，二者的互动可有效构建历史阐释与现实观照的贯通路径。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通过激活《南诏德化碑》中“共奉中国”的集体记忆，使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理论形态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承的文化资源，实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有机统一。

三、记忆建构：《南诏德化碑》的集体记忆形塑与传承

集体记忆具有被建构性，其本质决定于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其参照框架。[4]45《南诏德化碑》对西南各民族集体记忆的形塑与传承亦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建构特征。从统一六诏奠定区域治理基础，形塑南诏统治合法性；到重点记述天宝战争等关键事件，通过碑文书写呈现南诏对中原王朝一以贯之的臣属认同；再到点苍山会盟，推动其成为重修旧好之历史凭证。其完整的建构逻辑、多层级的传承路径与具有纵深性的社会功能，皆以集体记忆为载体，以“唐诏关系”为主线。这种集体记忆的形塑与传承，为西南各民族提供了共享的历史认知意义坐标，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早期产生的鲜活例证。

（一）“统一六诏”：集体记忆的溯述统合与区域共同体肇建

作为南诏政权建构集体记忆的核心文本，《南诏德化碑》在形塑记忆的叙事过程中，通过高频运用契合中原政治思想与文化规范的权威性、正当性话语表述，系统强化了叙事的说服力与认同感召力。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诸多看似遵循传统叙事逻辑、顺理成章的表述背后，实则内蕴着南诏统治者对自身政治行为的正当化重构与权威性诠释，其根本目标在于以符合中华政治文化的叙事逻辑，巩固南诏政权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合法性，同时对内建构南诏王权的合法性与政治秩序，对外强化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认同联结。

唐代前期，洱海地区分布着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大部落联盟，史称“六诏”。其中，地处六诏最南端的蒙舍诏（南诏）始终保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认同，并最终在唐朝扶持下完成了区域整合的战略。基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南诏统一六诏，断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地方族群的孤立扩张行为，而是唐代西南边疆族群在中原王朝治理框架下推动区域整合与认同建构的历史实践。《南诏德化碑》详细溯述了南诏统一越析诏的过程，将统一六诏的合法性叙事镌刻传世，向境内臣民与六诏后裔昭告自身统治正统性。同时，南诏通过掌握历史叙事话语权，对统一历史进程进行主导性历史叙事，最终实现巩固内部秩序的目标。

在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中，“德”是界定统治合法性、阐释“天命转移”正当性的衡量标准。《南诏德化碑》正是依托这一政治伦理框架展开统一六诏的叙事。碑文本着凸显正统性的叙事逻辑，将南诏诏主的行为塑造成恪守臣礼、奉唐命安民的有德之举，同时将越析诏等被兼并部落的对抗行为定性为失德祸境，由此完成了有德者得天下的合法性论证。碑文明确载述：“而越析诏余孽于赠，恃铎矟，骗泸江；结彼凶渠，扰我边鄙”，[14]157直接将越析诏的对抗行为定位为失德祸境之举。可即便面对其挑衅，南诏诏主仍先行“飞书遣将”，始终恪守唐诏君臣之礼，彰显自身“奉道而行”的德行本位。这种集体记忆的溯述统合在于证明南诏“统一六诏”并非单纯的武力扩张，而是契合西南区域整合大势、顺应中原王朝治理意志、契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南诏统治者对“统一顺道”的历史规律性阐释与自觉认同。

（二）“天宝战争”：集体记忆的话语整合与共同体联结深化

南诏碑文中反复出现的“奸佞乱政”表述，并非单纯的修辞策略，而是深嵌于传统王权话语之中。在这一结构中，天子象征天道与秩序，本身不构成错误的源头；现实中的失序，总是由臣下僭越或奸佞蒙蔽来解释。刘泽华（2006）将此概括为“阴阳组合结构”，以此维系皇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15]这一叙事框架同样贯穿于南诏对唐关系的自我书写之中。结合阁罗凤的成长历程与所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理想君臣关系、君王形象的影响，即在阁罗凤心中，理想的形象是李唐君王。根据碑阳文字记载，南诏国与唐朝的冲突中，涉及的佞臣边将主要包括章仇兼琼、李宓、张虔陀以及爨崇道、爨诚节、贾奇俊、鲜于仲通等。边将佞臣之中，张虔陀实为搅乱唐诏关系的关键推手。他背离儒家纲常秩序，更借南诏王位继承矛盾扶持皮逻阁次子诚节（亦作成节，阁罗凤之弟）制衡阁罗凤，刻意挑拨王室内部关系。[16]40

从南诏叙事视角审视，碑阳文字通篇并未将矛头直指李唐天子，其中明显贯穿着南诏诏主阁罗凤，既维持了“君仁臣忠”的局面，为后续重新建立友好关系埋下伏笔，又有效维护了南诏社会心中理想的李唐天子形象。上述边将佞臣，于唐诏双方关系异常紧张之际，不仅成为承担责任的特定主体，其撰文厉责的行为，还深刻映射出中国古代各民族对和睦民族关系的普遍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在塑造“不得已而叛”的叙事时，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呈现。一方面，碑文详述唐边将之过，强调南诏的被迫性；另一方面，却对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依附吐蕃期间的具体军事行动、与吐蕃的盟约条款等内容予以淡化或省略。例如，碑文未提及南诏与吐蕃结盟后共同攻陷巂州、会同军等地的史实，亦未记录南诏对周边部落的征伐扩张。这种“详唐诏冲突之由、略南诏主动之举”的叙事策略，恰恰揭示了集体记忆建构的本质——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保存，更是基于当下政治需要对历史的重新编码。通过选择性强调与刻意沉默，南诏统治者既维护了自身“忠臣”的形象，又规避了可能动摇政权合法性的历史细节，从而使碑文成为服务于现实政治认同的记忆载体。

（三）“点苍山会盟”：集体记忆的代际赓续与多民族融通共享

关于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在文本层面，以汉文楷书书写、骈俪文体完成中原文化的在地化表达，使儒家典籍话语转化为可被边疆民族理解的记忆符码；仪式层面，万人冢祭奠、点苍山会盟等纪念实践将文字记忆转化为情感体验，尤以贞元十年点苍山会盟仪式，进一步强化了唐诏共享的历史认同；制度层面，南诏效仿唐朝职官体系与告身制度，使政治认同内核转化为日常行政实践。这种多维传承方式确保集体记忆，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认知与行为中。

官方关系的修复，直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天宝战争后，南诏一度依附吐蕃，直至贞元十年（794）才通过点苍山会盟重新归唐。在这四十余年间，战后滇地移民多滞留异乡、生计无着，其境遇的改善恰恰系于唐诏官方关系的缓和与转变。而后的点苍山会盟重塑了唐诏的宗藩联系，为唐代这批滇地移民的身份转变提供了关键契机。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南诏德化碑》，逐渐在唐诏双方社会达成共识。譬如，以唐将李宓及“万人冢”为核心的祭奠仪式即南诏在战后收殓唐军遗骸、修筑“大唐天宝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以碑文昭告与唐交战不得已之意，此举虽为南诏单方凝聚之举，却为后世各民族共同追念忠烈、凝聚“共殇共荣”的集体记忆提供了重要符号载体。在此过程中，移民群体由战时滞留者蜕变为文化交融的积极推动者，他们携中原农耕技艺之精髓，迅速播撒于苍山洱海之畔；滇地诸族的锻刀炼刃等精湛生活技艺，亦随移民之融合，渐次流传至中原腹地。此举亦塑造了移民的迁徙与散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了族群结构，促进了族群间的交流互动。[17]这种双向的交流与融合，使文化互鉴日益深化，重新构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网络，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性”——共同的经济生活根基、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共同的价值观念——持续提供着共同体生成的深层土壤。

四、碑刻实证：《南诏德化碑》的认同凝聚与实践路径

《南诏德化碑》呈现起一套边疆民族政权认同体系，集中体现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治理认同的有机统一。从唐诏关系书写、儒家文化浸润的多元文化交融、移民融合导向的多元治理三个层面，剖析《南诏德化碑》的认同建构路径与内在逻辑，揭示南诏政权主动对接中原道统、凝聚边疆民族共识、推动民族交融的历史实践，阐明唐代西南边疆民族认同如何内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展开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天理君臣”伦理下的历史书写实践

有唐一代，南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深刻依赖于与唐廷的政治互动。围绕《南诏德化碑》，在官方层面，南诏将其作为政治文本纳入王室教育，通过阁罗凤“立碑明志”的仪式实践强化碑刻权威性；在制度层面，效仿唐朝职官体系与告身制度，使中原政治文化转化为日常行政实践；在民间层面，通过万人冢等纪念仪式再现碑刻叙事，形成事件触发、叙事记录、符号转化的历史传承脉络。这种传承方式使认同中央王朝的政治理念渗透到社会各层面，最终转化为西南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

刘泽华（2006）认为将天子塑造成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也为后世边疆政权（如南诏）叙事话语表达提供了根本性的话语模板。[15]每当“大一统”政权想要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时，就必然要关涉民族关系。《南诏德化碑》详细记载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关键历史事件，包括南诏的崛起和天宝年间的战争，以及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9]作为古代西南地区中原向化的重要象征，它不仅记录了唐与南诏关系的关键转折点，而且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性文字在调适唐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碑文中的“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14]159的宣誓，深刻体现了南诏对唐朝的忠诚，并在边疆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贞元十年（794），大唐与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举行会盟，标志着双方关系的修复和重归于好。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见证了南诏王异牟寻的归顺，也象征着南诏与大唐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转变，此碑成为双方关系升华的象征。贞元十年（794年），异牟寻与唐使崔佐时于点苍山神祠会盟，标志着唐诏关系正式修复。《南诏德化碑》所确立的政治叙事与认同立场，为双方消解复交的困境提供了历史依据。此举印证了该碑作为边疆地方政权所立，以坚定的政治认同深刻揭示了共同体意识在西南边疆的韧性发展。

在天宝战争期间，面对鲜于仲通的围攻，南诏王阁罗凤曾表示：阁罗凤在“请罪不许”后并未立刻切断与唐的道义联系，而是在碑文中把责任归于“奸佞乱常”并留下后路：“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14]158这一决定是在唐朝官员的逼迫下，南诏在唐朝和吐蕃之间的艰难选择。这一表态与《南诏德化碑》碑阳文字所载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南诏与唐朝紧张关系的高峰。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记载，南诏王阁罗凤在天宝战争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华，大败唐军，[18]6908其后在太和城王都立大碑，刻石记述“叛唐不得已而为之”[14]158的原委。这一立场在《南诏德化碑》碑阳文字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阁罗凤表达了如果唐朝接纳他，他将视唐朝为君主。南诏作为唐朝的区域性地方政权，曾试图通过引经据典来规劝唐廷的边疆官员鲜于仲通，以维护与唐朝的和平关系。然而，在吐蕃的威逼利诱下，南诏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求自保。尽管如此，南诏王阁罗凤在内心深处仍然认同中原正统，这在南诏的碑文中有明确体现。

（二）文化认同的濡化脉络：儒家文化浸润与多元交融实践

儒家思想相对于当时的南诏社会而言，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儒家文化的借鉴，如同南诏庙堂社会手中的一把钥匙，巧妙地开启了整合族际间思想意识大门，进而推动了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升华，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两晋南北朝之际，各族群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对儒学的主动吸纳之势愈发显著。于唐代之际，中原王朝对西南边陲的治理方略发生深层转型：不再单一依赖内地式的郡县直辖，转而采取“羁縻州—藩属”的弹性治理架构，从而强化了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与文化浸润。唐太宗李世民力行开明友善之民族政策，深信边疆民众亦为人也，其情与中华无异。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既体现于内政改革与经济发展，更彰显于通过和平外交、强化边境防御、促进边疆农业发展、减轻边民负担等举措，成功维护大唐边防安全，促进民族融合。这一理念亦为李唐王朝“怀柔治边”之策略筑牢了坚实根基。初唐之时，南诏蒙氏及其周边民族尚处于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阶段，在“以德服人”边疆政策的积极引领下，儒家文化及其仪礼制度率先在南诏得以传播。

从唐诏关系观之，是否遵循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成为中华各民族获得正统性、合法性地位的准则。南诏长期尊儒崇儒，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培育儒学人才，并将儒学经典教育与官员选拔任用相结合。在唐朝的“贞观之治”至“开元盛世”期间，南诏的先王们通过朝贡与唐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南诏不仅亲身经历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与礼乐文明，还积极接受唐朝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这为南诏的文化与政治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加之唐朝与南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南诏积极学习并吸收了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唐朝主动向南诏传播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乐》等，使得南诏在数年之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渐转变为礼乐文明之域。恰如方国瑜先生所言，“南诏国建立以来，王族皆读儒书”。[19]646先前南诏主动学习儒学的方法虽然停留在“耳濡目染”阶段，但其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向往溢于言表。碑阳文字记录了时下清平官段忠国、段寻铨等人的观点：“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14]162 由此可见南诏社会对君臣之间理想关系的描绘；“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20]6316也是对南诏君臣理想角色形象中“臣子”应有之义的解读。因此，至《南诏德化碑》镌刻之际，儒家文化于南诏辖地之传播，虽主要针对南诏这一区域性边疆地方政权的运作，然而儒家文化服务于政治的理念，已广为流传，并彰显出儒学家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1]32的《春秋》大义，铸入南诏政权的法理根基。

在上述南诏王室“中原向化”的进程中，乌、白蛮文化并非被动接受，而是有选择地融聚于中华儒家文明体系之中。这种融聚呈现出鲜明的“差序性拓展”特征：即以苴咩城（王都）为核心，儒家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随政治辐射力向外递减。在政治架构上，阁罗凤时期的南诏仿唐制设立六曹，其职官名号、告身制度皆以儒家礼乐名分为依归，在顶层确立了中原文化正统；至异牟寻执政时期，六曹进一步调整为九爽，中原制度的影响持续深化。而在经济基础层面，统治者深知“民为邦本”的儒家思想，大兴水利、推广稻麦复种，并通过大规模移民拆解原有的部落结构，将“编户齐民”制度植入边疆。[22]188-190这种经济形态的变革，客观上夯实了社会经济基础，为儒家文化所依托的礼法规范提供了生根土壤。因此，南诏社会的发展进程，实则是儒家思想在西南边疆的层级化扎根：儒家意识形态在官职与礼乐制度中铸就了“大传统”，而在地方民间则保留了更多本土色彩。这种以苴咩城为核心、节度军镇次之、部落酋邦为外围的“儒化圈层结构”，不仅体现了南诏王室对中原文明的自觉趋近，更在制度层面印证了边疆与内地“虽万里而同风”的文化趋同性。

（三）治理认同的整合方略：移民融合与多元治理实践

碑文及其背后的历史揭示了南诏政权的移民融合及其多元一体的内部治理策略。历史上的多次民族大交往、大互动、大迁徙、大交融，不仅成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还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共性与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23]南诏接受唐朝册封，以及其后推行的移民政策，是其强化统一、促进民族交融的关键举措。主要包括：强制迁徙战败部族，如爨氏白蛮、洱海以北居民及“裳人”等，以弱化其反抗基础并充实滇西等地；以开发为目的内迁边疆部族，支援重点地区建设；派遣乌蛮和白蛮贵族戍守要隘，形成后裔定居稳边等模式。在此过程中，南诏王作为受唐册封的“云南王”，针对其疆域内白蛮、乌蛮等不同群体，采取了灵活的治理策略，身兼“国君”“部族领袖”等多重角色。这种差异化治理举措，是对多元文化族群进行整合，推动其由“多元”向“一体”演进的政治实践。这些活动不仅重构了云南的族群分布版图，更打破封闭壁垒、促进人口流动，有力推动了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与和谐共生，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诏以移民融合为核心展开的内部治理方略，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演进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南诏当地的各民族文化，还是儒家礼乐典制，彼此间都多元兼容、和谐共生。这彰显的是各民族和合共生的社会生活画卷，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思想文化的和谐共生与交融汇聚。我国各民族通过“中原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共塑。这种“中原化”是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广土众民主动“归化”而达成的。

五、鉴碑凝识：《南诏德化碑》中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

《南诏德化碑》承载的集体记忆在唐诏关系演进中不断被建构与阐释，其所形成的文本、仪式与空间记忆场域，超越了地方史事记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进中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载体。作为唐代西南地区的关键金石文献，该碑记录了南诏与中原交流互动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共同体意识在政治、文化、社会多重互动中逐步凝结巩固的内在轨迹。碑文以汉文书写，采用儒家叙事，实现中原正统与本土王权表达的有机融合，直观印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在制度、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度嵌合。这一双向文化调适与认同构筑，构成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西南缩影，既是唐代边疆治理的实物见证，也是共同体形成史上的标志性史料。后世对碑刻的持续阐释与仪式传承，不断唤醒历史记忆、强化文化联结，为共同体意识的赓续发展提供持久支撑。以下从政治、文化、情感三个维度，进一步揭示《南诏德化碑》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历史生成逻辑。

（一）遵统立制：政治框架的自觉认同与合法性建构

南诏以边疆地方政权身份，始终将对唐朝政治体系与大一统的认同，作为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核心基石。碑文中“世世事唐”的政治宣示，并非权宜性表态，而是南诏统治集团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自觉定位和价值坚守。南诏主动将唐诏双边关系纳入中原王朝礼法秩序进行重塑与规范，以正统化叙事消解军事冲突带来的政治张力，即便在天宝战争期间，仍以“迫不得已”为叙事逻辑，坚守地方身份与政治底线。

从制度层面看，南诏对唐朝政治体系的效法绝非表面文章。碑阴所载职官告身与赐袍赏绯之制，[14]162-163直接取法唐制；南诏王接受唐廷册封的“云南王”称号，[20]6315-6316在礼仪上恪守藩臣之礼；《南诏德化碑》奠定的历史叙事脉络，为这一秩序的修复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巩固了双方册封藩属体制下的政治联结。这种制度性的借鉴与认同，使政治理念从抽象宣示转化为日常治理实践。南诏统治集团通过尊崇唐朝册封体系、沿用职官制度、恪守藩属礼仪，将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转化为制度实践与治理准则。

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认同具有超越短期利益的稳定性。天宝战争期间，南诏虽被迫依附吐蕃，但阁罗凤“指碑明志”的举动已为日后的回归埋下伏笔。至异牟寻时期，南诏最终选择归唐，其深层动因正是基于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持久认同。这一过程表明，南诏的政治选择并非被动依附，而是基于文化交融与理性博弈的主动归依。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框架的恪守、对中央正统的认同，形成了稳定持久的政治归属意识，彰显出共同体意识在政治维度的一体性与连贯性。

（二）融儒化俗：文化体系的双向融合与价值重塑

南诏以主动开放的文化姿态，推动儒家思想与本土文化的双向调适，构建兼具中原特质与西南特色的融合型文化体系。《南诏德化碑》采用汉文骈文书写，广泛征引《诗》《书》等儒家经典，以中原主流话语阐释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将儒家忠孝、礼义、德治观念嵌入政治叙事，实现文化话语的正统化转换。这种文化实践并非简单复制中原制度，而是立足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南诏在接纳儒家文化的同时，实行父子连名制与地方礼俗，形成“外循儒家礼乐、内承本土传统”的双轨文化格局。

从传播路径来看，儒家文化在西南边疆的传承呈现“差序性”特征。以苴咩城王都为核心，经由节度军镇向部落酋邦逐级扩散，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儒化圈层结构”。南诏统治者深谙“以儒治国”之道，通过派遣儒官教授儒学、选拔儒士进入管理阶层、推广儒家礼仪等措施，使儒家文化逐步向社会各层面渗透。南诏将《诗》《书》《礼》《易》《乐》等经典引入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熟悉中原文化的本土精英。

与此同时，南诏并未完全放弃自身文化传统。父子连名制的延续、乌蛮白蛮语言的日常使用，都表明这是一种“选择性吸纳”而非“全盘吸收”。正是这种双向交融的文化策略，使南诏既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又维系了地方文化主体性，减少了文化冲突带来的治理成本。这种深度交融的文化实践，印证了多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框架内共生共长的内在逻辑，展现出文化认同的包容性与层次性，为共同体意识筑牢价值根基。

（三）缔识聚契：情感叙事的认同维系与纽带生成

《南诏德化碑》以情感叙事为纽带，构建起南诏与中原王朝之间深层且持久的心理联结，完成从政治归依到情感归属的认同升华。碑文“指碑澡祓吾罪”的立碑初衷，承载着阐明事理、申明心志、期盼归好的复杂情感。南诏通过斥责边吏失政、重构战争叙事、祭祀唐军忠魂等方式，化解道义困境，延续对中原王朝的情感依恋。

仪式实践在情感纽带的生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万人冢祭奠虽为南诏单方凝聚之举，却通过收殓唐军遗骸、修筑纪念冢墓、定期祭奠等形式，将战争创伤转化为对忠烈的集体追念。这种情感转换，为后世唐诏共同追念提供了符号基础。点苍山会盟的仪式实践与《南诏德化碑》的叙事形成呼应，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政治与情感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叙事始终保留着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指向。南诏以“重修旧好”的行动兑现归附心愿，形成了“冲突—和解—归依”的完整情感链条。阁罗凤在天宝战争后刻立《南诏德化碑》，将战争责任归结为“奸佞乱常”等边吏之过，反复申明“我上世世奉中国”[14]158“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14]158这种叙事结构，并非单纯的外交辞令，而是南诏统治精英主动将政治合法性溯源至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宣称。及至异牟寻在位，更主动遣使分三路入成都求和，“异牟寻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24]6293这一系列举动深刻体现出南诏统治者内心深处对“中华正统”的情感依恋与文化认同。这种情感联结并非功利性计算的结果，而是根植于我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所产生的深层心理认同。它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利益，成为联接边疆与中原最稳定的精神纽带，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延续提供了持久的情感动力。

综上所述，《南诏德化碑》从政治、文化、情感三个维度，系统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方政权中萌发的历史轨迹。政治上的遵统立制确立了归属框架，文化上的融儒厚俗夯实了价值根基，情感上的缔识聚契强化了心理联结。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边疆民族政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逻辑。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并非外力强加，而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形成的历史共识，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六、结语

作为受唐廷扶持而统一西南地区的区域性地方政权，南诏客观上促成了唐代西南边疆的统一与民族融合，其建立与发展对促进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域巩固以及文化互鉴融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看，《南诏德化碑》最初承载的是南诏内部特定族群的交往记忆。然而，当将其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再发现”时，其意义便不再局限于唐朝与南诏、中原移民与当地民众的叙事话语建构。碑文对儒学化政治话语的自觉归依、理想君主形象的塑造等集体记忆的生成，彼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西南各民族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共享精神价值与共同体意识的本源性见证。其中蕴含的，诸如唐诏同为“天下一体”成员的理念、民族关系高于冲突的评判标准，以及文化交融化解对抗、以纪念事项强化情感联结等历史共识，共同推动其成为西南边疆具现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碑文所昭示的唐诏关系演变规律表明，唐诏交好乃人心所向，这一历史逻辑彰显出南诏统治者对中华文明绵延不辍的向化之心，不仅推动西南边疆疆域的巩固与族群的融合，更凝结出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内核。这种情感内核，深深根植于各民族共享的道德伦理与经济生活基础之中，在边疆与内地的交互中，催生出“华夷一体”“共奉中国”等共同性表征，最终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必然性。由此，《南诏德化碑》作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不仅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典型个案，亦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001).

[2]孔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J].民族学刊,2024,15(12):1-9+142.

[3]梁月,包银山.建构•表达•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向度探赜[J].民族学刊,2024,15(11):80-87.

[4][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