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域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创新研究
梁泷予 张富秋 彭媛媛
摘 要：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出版历史由来已久。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的合力推动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在整理模式、选题选材、成果形式、支持保障等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立足边疆治理的政治高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审视，从宏观维度，应将云南彝族档案文献的整理纳入边疆文化工程考量，使其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中观维度，应对标边疆治理需求谋划选题，推进档案文献数据化建设与数字整理。微观维度，应深入挖掘档案文献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加强宣传交流与人才培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助力。
关键词：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创新云南边疆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云南自古以来在我国边疆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历史上，云南彝族遗存有众多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形成于古代云南彝族的社会实践与历代开展彝区治理的政务活动过程中，主要包含以彝文或汉文记载书写的各类文书、古籍或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整理发掘档案文献中关于彝族政治认同、经济互动、文化交融、对外关系、医药科技、民族团结、哲学伦理、生态保护等内容，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与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工作重要论述的落实践行，亦可为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档案文献支持。
目前，彝族档案文献研究涉及价值、保护、资源建设和利用等方面。在价值方面，相关研究论述了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的档案价值，彝族档案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以及其对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国家文明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保护方面，有研究认为彝族档案文献的保护需遵循“抢救性”与“预防性”相结合的思路，并针对彝族石刻历史档案提出了整合性保护方案；在资源建设方面，张德云构建了三种彝族档案文献数据库类型，华林从全面采集、规范建设与传播开发等维度提出彝族伦理档案文献资源建设优化策略；在利用方面，相关研究基于调查研究分析了凉山彝族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现状，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提出了开发利用策略。
综上所述，学界已从多维度开展了彝族档案文献的研究，但较少关注其档案文献的整理问题。近年来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发掘工作持续推进，系列代表性整理成果相继出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阶段的整理成果、整理工作进行梳理与总结。故本研究从边疆治理的视角切入，对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成果、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总结思考，拟对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新思路、新方法，以期推动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边疆治理视域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彝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服务边疆文化治理
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整理出版既是开展文献再生性保护，更是发掘利用这一珍贵文献遗产，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手段。开展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一是可促进彝族、彝区及彝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化，为边疆治理提供文献、智力支持。二是将彝族档案文献整理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理发掘工作之中，引导彝族学者、民间毕摩等参与整理，可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以文化治理促进边疆社会治理。三是可繁荣边疆多元民族文化，促进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交流交融，提升边疆文化软实力，助力边疆稳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发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弘扬蕴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让少数民族古籍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云南彝族档案文献兼具古籍、档案、文物等多重价值，记录与反映了古代彝族与周边民族间相互依存、交流交融的生动史实，可从历史的维度佐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国家认同层面看，如《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所载录的商胜归顺、遣使贡马、请袭授职、奉调出征与明王朝赐姓凤氏、封授赏赐等事件，无不体现出凤氏土司对明王朝的认同。从文化交融层面看，《唐王游地府》《董永记》《齐小荣》《毛洪记》《凤凰记》等汉族题材的彝文古籍的存世，充分印证了彝汉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血缘纽带层面看，滇南彝文古籍《谱牒》中记载了石屏县彝、汉、哈尼、傣族中龙姓、罗姓的共同祖先皆为“龙氏”这一事件，反映了彝族与周边民族交流交融，共同繁衍生息的历史。
（三）焕活彝族档案文献当代价值，助力边疆地区现代化建设
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所蕴含的历史、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价值，决定其可为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助力。在经济发展方面，彝族传统医药档案文献的整理开发，产生了“云南白药”“拔云锭”“昆明山海棠”等知名彝药，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以《劝善经》《伦理书》《彝汉教典》《孝敬父母》为代表的古籍档案中所倡导的去恶扬善、积善修德等观念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价值。在生态治理方面，历史上彝族聚居区遗存的诸如《景东封山育林碑》《永远护山碑》《祥云东山彝族水利碑》等乡规民约碑刻，明确记载了封山育林、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以及违反规约的惩罚措施，可为当下开展边疆生态治理提供历史殷鉴。
二、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的历程回顾与思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明清时期。迄自唐宋，《通典·边防典》《唐会要》中便收录有彝族档案文献，元代《经世大典》《文献通考·四裔考》等亦有零星记载。元代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经略力度进一步加强，与其相伴生形成的文献图籍更为繁多。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多以奏疏档册、方志、史书中的零散收录为主。在奏疏档册汇编方面，明代云南布政使张紞所编《云南机务抄黄》，收录了明初治理云南彝区的军事、钱粮等文书；清雍正《宪朝硃批谕旨》第九函的一至四册收录了鄂尔泰自雍正四年（1726）二月至九年（1731）八月治滇时期的奏疏及雍正帝的朱批，其中多涉及彝族事务，如《请将东川归滇管理奏本》《关于分兵进剿乌蒙米贴奏本》等。此外，明代《明实录》《明史稿》《云南稿》《土官底簿·云南土官》《王端毅公奏议》；清代《清实录》《清史稿》《鄂文瑞公奏议》《鄂尔泰摺》《鄂公平蛮奏疏》等皆收录有大量云南彝务文书。在方志编修方面，明代《滇志·艺文志》，清代《云南通志稿》《大定府志》《蛮司合志》《云南备征志》等也收录有众多彝务文书、碑刻、土司谱牒等文献，如《唐玄宗敕云南王蒙归义书》《云南平诸夷碑》《武定凤氏本末》等。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打着“传教”“考察”“探险”等幌子，进入我国西南地区进行文化渗透与文物窃取，致使大量彝文档案文献被掠夺而流散海外。法国Dolon在其《最原始的野蛮人》一书中记述，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000多本彝文古籍流落到欧洲。大量彝文古籍的流失造成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严重损失，但客观上也推动了彝族档案文献的研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政策所致，彝族档案文献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重视，长期保存传抄在民间毕摩手中，从而限制了对其研究的开展。西方传教士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翻译与研究，如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在云南彝族地区生活近30年，于1898年在上海出版《罗罗》一书，是第一位向西方宣传《阿诗玛》的学者。
2.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多为学者自发行为。自20世纪30年代，我国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搜集与研究彝族档案文献，民族学家杨成志赴滇工作期间，搜集有70余部彝文古籍，并据此撰写《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著作》《云南倮倮的文字》等国内彝文古籍研究的早期著作。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云南、贵州搜集彝文经典11种，后经翻译出版为《爨文丛刻》。抗战时期，语言学家马学良在云南禄劝、武定等县收集到2000余册彝文古籍，后成为《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的主体部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20世纪40至60年代。建国初期在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收集、积累了一批彝族档案文献，但未整理出版。“文革”期间，彝文古籍被视为封建毒草被大量销毁，毕摩亦受到批判与打压，彝族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低迷阶段。同时，在“文革”期间，云南一些彝文古籍流散至越南等国，珍贵的彝族档案文献再次遭到损失。
2.20世纪80年代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彝族档案文献的整理发掘被提上日程。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救书、救人、救学科”的方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于1981年成立彝族文化研究室，专门负责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与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1984年，彝族文化研究室升格为彝族文化研究所。同年，红河州成立民族古籍研究所。至此，云南彝族档案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在相关研究院所、彝学会、各地民宗委相关部门与学者的努力下取得较大发展。近年来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成果参见表1。
为谋求彝族档案文献的长久保存，云南省各彝族档案文献收藏单位积极开展文献缩微与数字化工作，建立本单位的彝族档案文献数据库。2006年，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与中山大学、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开展合作，将所藏彝文古籍制成缩微胶片保存。近年来，该院对院藏彝文古籍进行复查、分类、拍照、建档，积极推进彝文古籍数据库建设。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单位也通过拍照、扫描等手段对馆藏彝族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建设，建立数据库。其中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成绩显著，建成有彝文古籍、彝族档案文献遗产、彝族口述历史资料等多个数据库，并实现线上共享。
（三）现状与问题
上述整理成果的出版对彝族历史研究、文化保护、传承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但在相关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一是在档案文献整理总量方面，目前虽已出版有106卷本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但出版总量与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总量相去甚远。其中仅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所藏彝文古籍便达1000余部。此外，据统计云南省共有34个单位收藏有彝文古籍近6700册，足见档案文献数量之丰富。
二是在档案文献整理的选题与选材方面，其一，多以单部或多部文献组合进行出版，虽有利于呈现文献原貌，但在满足多样性利用需求，回应现实问题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二，整理出版的档案文献多为经书、史诗、历算书、卦书等，民族团结、“三交”历史方面的档案文献整理还有待加强。
三是在档案文献整理的形式方面，仍处在传统整理、汇编出版阶段，方式多为编目、译注、影印等，虽已开展数据库建设，但各单位数字化工作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而言，传统整理成果显著，数字整理有待深入，数字人文技术在档案文献内容组织方面的应用亟待提升。同时，还存在宣传渠道单一，传播范围局限，以及公众对彝族、毕摩文化缺乏了解等问题。
四是在工作机制与人才储备方面，其一，在彝族档案文献的整理发掘过程中尚未形成稳定、系统、持久的工作机制，人员多为借调，工作组为开展项目实施而组建，项目结束则解散，不利于彝族档案文献的长期、持续性整理发掘。其二，在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专家学者队伍年龄偏高，通晓彝文的青年学者人数较少，且存在通晓彝文而不通晓数字技术，亦或通晓数字技术而不懂彝文的实然窘境，复合型人才紧缺。
五是档案文献的共享利用方面，一是相关文献存藏机构虽已建设有相关数据库，然各机构间数据库互不联通，多数为内网使用，数据结构、标准各异，数据呈现多源异构之态。二是档案文献多以PDF、PIG格式数字化存储，存在原文阅读障碍，数据化建设多未开展。三是部分县级存藏单位由于经费、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致使数字化建设开展效果不佳，亦或尚未开展。
三、边疆治理视域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创新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是一项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工程。需要将档案文献纳入边疆治理对象，从治理模式、治理需求与治理手段等方面寻求创新，具体如图1。
图1边疆治理视域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创新思路
（一）强化治理力度，纳入边疆文化工程
边疆治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边疆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数量丰富、存藏分散，保存条件、损毁现状不一。为保护与发掘这一文献遗产，可将其纳入边疆治理范畴，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各文化科研机构负责实施，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保护格局，使其成为开展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索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模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助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具体方式如下：
其一，建议将其纳入政府发展规划，以边疆文化项目工程进行推进，成立领导小组，以此弥合各单位间各自为政、经费、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形成省级主导，各州市响应，企业、协会与个人共同参与的生态系统。其二，可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为支点，成立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与研究委员会，定为常设机构，与红河、昆明、曲靖等地相关机构建立整理研究协同合作机制，资源、技术、人才共享机制，成果出版宣传与质量评估机制等。其三，运用“文献+田野”的研究方法持续性开展文献搜集、整理、译注、出版与研究工作，以档案文献出版量的积累推动理论研究质的跃升。同时，积极对标边疆治理需求，融合数字人文技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促进文献出版的智慧化与服务的精准化。
（二）科学谋划选题，精准服务边疆治理
边疆治理是一个科学系统的治理体系，涵盖边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在这一治理体系中边疆发展思想居于首位。由此，应深入挖掘云南彝族档案文献的经世价值，促进档案文献治理价值的当代转化，为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助力。
对标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应从古代云南彝族与中央王朝、周边各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互动交流入手，深入挖掘“政治认同归属”“经济交流互动”“文化多元融合”“族际通婚繁衍”“生态保护治理”“边疆开发建设”等主题，策划多元选题，整理出版综合性、专题性史料汇编，建设专题知识库等，以精准化服务满足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如近年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积极开展《彝族古籍文献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彝族古籍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等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带动了彝族“三交”史料的整理发掘，为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献支撑。
（三）面向数字整理，建设共享知识库
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文献的整理应由信息整理向知识整理进一步深入，由元数据对档案文献外部特征的描述深入至本体对档案文献文本的关联挖掘。即，将档案文献的粒度由信息层级细化至知识层级，并通过语义关系的粘合将散落的知识元聚合成多模态知识图谱，最终建设形成系统性共享知识库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云南彝族档案文献专题知识库建设过程中，既要继承已有整理成果，更要推陈出新，强化数字人文技术在文献内容组织、挖掘中的应用，由既有的数字化内容生产跃升至数据化知识生产，促进文献资源的知识聚合与智慧化服务，为相关研究与边疆治理提供知识服务。
云南彝族档案文献共享知识库建设是推动典藏文献走向活态历史大数据的重要方式。第一阶段，重在档案文献的数字化与全文数据化。一是对已有档案文献与新搜集文献的数字化扫描。二是可综合运用模式识别、图像分析、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解决手抄彝文档案文献的文本识别、翻译、关键词、作者提取等问题。第二阶段，重在文献的语义关联与知识体系重建。其一，要构建可实现文献外部、内容深度关联的语义模型，破解文献典藏、孤立、静止等难题。其二，基于语义模型的支持，关联散落在文献中的知识单元，聚合形成知识图谱，形成打破原有分类存藏格局的知识网络，实现原有知识体系的重组与创新。第三阶段，重在知识库的维护更新与智慧化服务。可依托共享平台提供数字阅读、知识导航、可视化分析、知识推理等面向学术研究、资政治理与文化传播的智慧化服务。同时，要注意数据的更新、定期维护与服务优化升级。
（四）更新知识结构，培养复合研究人才
针对目前队伍结构老化、翻译人才紧缺、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建议其一，可通过自主培养与外来引进等方式进行人才储备。一方面，在彝文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中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彝文知识传授，以共同开展文献挖掘、整理、翻译带动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广泛寻访民间通晓彝汉双语的毕摩，将其纳入文献翻译出版工作人才队伍。其二，积极开展科研人员综合素质培养，通过开展培训、课程学习、进修学习等方式，激励、引导科研人员学习数字人文相关理论与技术，促进科研人员真正参与数字整理与出版工作。其三，通过相关高校设置专业彝文课程进行人才培养，传播彝族文化，吸引青年人才参与彝族档案文献的出版工作。如楚雄师范学院通过邀请彝文专家定期开设相关课程的方式，促进了彝文人才的培养。
（五）加强交流共享，促进成果广泛传播
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成果的共享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化、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而言：其一，立足整体视野，促进国内外的交流合作。彝族档案文献作为一个实然存在的有机整体，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保护、出版、传播过程中要具有整体性视野，除云南外，北京、四川、贵州、广西以及海外尚存藏有数量浩瀚的彝族档案文献，并相继开展整理、研究工作。由此，一是要积极开展国内的横向合作与经验交流工作，多向促进各单位在文献保护、整理出版方面的经验交流互鉴。二是国内彝学研究要与国际彝学研究进行交流，促进档案文献的回归与理论研究的互动，催生新研究视野、题域、方法。其二，借全媒体之势，促进成果的广泛发布与共享传播。应融合“三微一端一抖”等全媒体传播平台，对云南彝族档案文献出版成果进行宣介推广，可促进传播过程的全程追踪、全员参与与精准推送，从而有效提升档案文献出版物传播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结语
从服务边疆治理的政治高度探讨云南彝族档案文献整理创新问题，首先可贯彻落实推进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策方针，深入发掘彝族档案文献当代价值，促进整理发掘工作与时代同频共振。其次，在“国家模式”的支持下，可归集散存海内外彝族档案文献，实现档案文献的系统性整理与数字化发掘。最后，依托全媒体平台的矩阵效应，可讲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中的民族团结故事，为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树立大国形象贡献档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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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1JZD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来源于《云南档案》2024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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