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李嘉鹏：“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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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周玉，李嘉鹏 |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在长征时期创造的独特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有具体的“能指”之“形”和明确的“所指”之“意”。其“形意融合”的特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周玉，李嘉鹏 |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在长征时期创造的独特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有具体的“能指”之“形”和明确的“所指”之“意”。其“形意融合”的特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它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的坚韧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标识。当前，要进一步提升各族人民群众对“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认知力，增强“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感染力与实践转化力，以有形有感有效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引言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民族团结的生动典范，承载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感，已升华为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且为各族群众广泛认同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129，“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93。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对于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红色文化符号作为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独特价值。近年来已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从多重维度进行了阐释。李乐、王艺桦认为，包括红色符号在内的中华文化符号，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发展的隐性内在向显性的文化符号表达［2］。王春荣、朴今海认为，红色文化符号有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意识、“三个离不开”的团结凝聚意识以及“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3］。总体而言，当前学界主要从价值与实践两方面对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宏观的“大写意”谋划，更需要微观的“工笔画”描绘。红色文化符号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以往成果多注重从宏观和整体层面进行研究，鲜有聚焦具体案例的专题研究。因此，以红色文化符号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探析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实现路径，是当前学界亟待深化的课题。

“彝海结盟”作为红军长征时期的重要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处理民族关系、开展民族工作的光辉典范，其独特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历史范式和符号载体。本文聚焦“彝海结盟”这一具体红色文化符号，引入符号学相关概念，在研究方法与内容上实现突破，搭建“内涵阐释—价值分析—路径构建”的分析框架，以深入剖析“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能指”之“形”和“所指”之“意”为逻辑起点，论述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进一步拓展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形”与“意”

文化符号是人们约定的具有特殊指称的标识，是可感官的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合体［4］，它包括“能指”（符号的具体形象）和“所指”（符号的内在意涵）两个方面［5］100-102。作为红军长征时期创造的文化符号典范，“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具有明确的“能指”之“形”和“所指”之“意”。这种“形意相融”的符号特点，使其通过物质形态的承载性与非物质形态符号的象征性，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资源。

（一）“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之“形”

符号是表达意义的标识。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符号通常是以一种具体的、容易感知的方式来传达抽象的意识形态原则，从而能够迅速地在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中激起情感反应［6］96-97。符号“意义”的表达需要以具体物质形式为载体，比如旗帜、仪式、故事等。作为长征时期产生的文化符号，“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有其具体的“能指”之“形”。

1.民族政策之“形”

“彝海结盟”是在党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基础上取得的成功实践，党的民族政策为“彝海结盟”的顺利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了强渡大渡河、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决定借道四川凉山的彝族聚居区。当时，由于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当地彝族人民对红军部队存有一定的戒备心理。这对红军通过彝族聚居区，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任务造成了一定困难。而党的民族政策在此时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肖华同志在《艰苦岁月》中提到：“我们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只能对彝民采取说服的办法，争取和平通过。”［7］1261935年5月，为了做好通过彝族聚居区的准备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向部队下达了《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明确提出：“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8］344同月，由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红星报》刊发了《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以下简称《号召》）。《号召》提出“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不脱离夷民群众”［9］267等要求。为进一步夯实彝汉互信的政治基础，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布告》提出了“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民族平等原则，中国共产党“尊重彝人风俗”的政策主张以及工农红军“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的纪律要求［9］277。这些政策对推动党和红军与各民族建立政治互信、达成革命共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彝海盟誓之“形”

刘伯承与小叶丹的“歃血为盟”是彝海结盟的核心仪式，象征着民族团结的坚定誓言。在彝族传统文化中，“歃血为盟”是“取信于人的举动”［10］。1935年5月21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的电令，连夜向冕宁以北的彝族聚居区进发，于5月22日到达喇嘛房一带。当地彝族武装误将红军等同于国民党部队，对红军先遣队实施阻击。为争取彝族群众信任，红军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始终未予还击。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触动，认清了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的本质区别。经地下党员陈志喜联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小叶丹会面。在毕摩沙马尔各的主持下，二人于袁居海子（今彝海）边以水代酒，杀鸡滴血入碗，共饮盟誓，结为兄弟。盟誓之后，彝族聚居区的群众一扫之前对红军的恐惧和猜疑，坚信红军司令与他们的首领结盟是真诚可信的，红军是不会侵害他们的［7］129。5月23日，小叶丹亲自为红军带路，直到走出果基家支控制的区域。此后，中央红军的后继部队也沿着此路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重要战略先机。如今，刘伯承与小叶丹的“歃血为盟”经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和传播，已成为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深刻价值指向的国家文化符号。

3.红色队旗之“形”

“彝海结盟”之后，刘伯承代表中央红军将小叶丹领导的彝族武装改编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并亲授缀有五角星、题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字样的红旗。红军转移后，白色恐怖重新笼罩冕宁。小叶丹因与红军结盟，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上“通共”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国民党当局逼迫果基家支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绝不交出队旗。即便在与被国民党收买的其他家支以及川军邓秀廷部的斗争中损失大量财物，他仍千方百计守护好这面旗帜，并叮嘱妻子倮伍伍加嫫和弟弟沽基尼尔：“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11］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被反动军阀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在大桥镇牺牲。小叶丹牺牲后，妻子倮伍伍加嫫为保护好这面旗帜，将其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中，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守护这面光辉的旗帜。

1950年3月冕宁解放，倮伍伍加嫫遵照小叶丹生前的嘱托，将队旗交给了解放军。从刘伯承授旗到彝族人民护旗，这面光辉的旗帜承载着各民族共同投身革命、缔造新中国的伟大历史，浸润着彝汉人民守望相助的集体记忆，成为民族团结的具象符号。

（二）“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之“意”

“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12］“彝海结盟”作为一个鲜明的红色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意义“所指”。

1.民族情感之“意”

“彝海结盟”作为红色文化符号，其民族情感之“意”深植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途经彝族聚居区，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共饮鸡血酒的盟誓仪式原本是人与人、家族与家族之间建立互信、增进情感的交际习俗。中国共产党对彝族传统盟誓仪式进行创新性运用，在保留仪式庄重性和神圣性的同时，将党和红军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作为“结盟”的政治前提。由此，“彝海结盟”所缔结的不仅仅是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兄弟之情”，更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结下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家国之情”。

2.民族平等之“意”

在红军到达彝族聚居区之前，国民党在冕宁推行“换班作质、轮流坐监”的民族压迫制度，妄图以此“以夷制夷”。该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清代推行的“质彝”政策，即将彝族各个家支的头人扣押为人质，以确保彝族对中央政权的绝对归顺和服从。国民党继续沿用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族压迫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掉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13］208。这种残酷的民族压迫，直到红军到来才被终结。红军进入彝族聚居区后，不仅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作质字据，革除民族压迫制度［14］79，还与彝族家支头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使彝族人民从此告别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历史性地实现了民族平等。对此，小叶丹曾动情地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15］80-81刘伯承亲授小叶丹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将“夷民”与“红军”并置，打破了传统语境当中“夷民”一词的歧视性内涵，让彝族从历史上的被压迫者转化为中国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充分彰显了民族平等的核心理念。

3.民族团结之“意”

无论是《训令》《号召》还是《布告》，这些科学的民族政策都为“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注入了民族团结的价值底色。例如，在《布告》中，党使用“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这一兼具情感意蕴和伦理旨趣的政策表述传递民族团结理念，既契合彝族传统文化中“兄弟”的血缘认同逻辑，又呼应“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实现了民族团结理念的文化共通性表达。从效果上看，党的民族政策使彝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现实性，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了解，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彝海结盟”作为中华民族共创共享的红色文化符号，既通过可知可感的“能指”之“形”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又通过深沉厚重的“所指”之“意”，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情感，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价值理念，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独特价值。

（一）“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集体记忆是集体成员共有共享的记忆，是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基底［16］。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7］335，文化符号可以对集体记忆进行承载与表达。

“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作为长征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创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首先，“彝海结盟”记叙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18］9“彝海结盟”以“政策文本”“红色队旗”等具体的符号形态记叙着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消除民族压迫、打破民族隔阂、谋求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集体记忆，这些宝贵的集体记忆为各族人民群众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知提供了必要前提。其次，“彝海结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19］256“彝海结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过去，启迪着现在，昭示着未来，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们曾经共同努力构建和捍卫的，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热切希望栖息和奋力守护的。在这种共同信念的引领下，各族人民自觉地将自身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回溯这一鲜明的文化符号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各族人民能明确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19］258。

（二）“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的坚韧纽带

在“彝海结盟”中，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亲亲之情”超越血缘、升华为民族大义的生动体现。这种“兄弟”般的情谊转化为民族间生死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经符号化建构，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沉情感的坚韧纽带。

民族情感是共同体成员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体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传承往往需依赖一定的物质载体。而文化符号作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2］，能够通过具体的物质形态表征和承载民族情感。通过对符号进行意义阐释，凝练在文化符号中的民族情感就能被共同体成员体悟，在此过程中，文化符号也逐步被塑造成特定文化群体的情感纽带［20］。“彝海结盟”将中华民族“平等团结、生死相依”等民族情感凝练于自身的意义结构当中，并以遗址、信物、典故等具体内容实现对民族情感的具象化承载与表达，既保留了民族情感的本真内涵，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锚点与情感根基。通过对“彝海结盟”的综合性阐释，如复现历史场景、解读历史语境、参与仪式活动等，各族人民群众能够透过这一红色文化符号，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厚重民族情感，进而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实现各民族在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而持久的情感支撑。

（三）“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是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标识

“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光辉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自觉，是增进各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标识。

一方面，“彝海结盟”是中华民族平等团结的生动注脚。进入彝族聚居区后，中央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彝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恪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彝族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彝族人民群众深明大义，全力保障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任务顺利推进，不少彝族人主动加入红军队伍当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彝海结盟”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诠释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深刻道理。这一文化符号折射的历史光辉和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夯实民族平等根基，稳固民族团结大局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

另一方面，“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典范。消除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倡导各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在推进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际行动破除了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使彝族人民获得了平等地位。“彝海结盟”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更彰显了党维护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一贯主张，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范式。

四、“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一件大事”，需要将其“有形有感有效”地贯穿到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21］65。“有形有感有效”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以“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进路。

（一）有形是基础：提升“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认知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22］43而要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做好认知普及的工作是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充分发挥“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潜移默化作用，提升各族人民群众对这一符号的认知力。

首先，要利用好“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有形”视觉形象。视觉符号是各族人民以“观察”方式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因素［23］。通过提炼并多场景运用“彝海结盟”核心视觉形象，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如将刘伯承与小叶丹手握手的场景、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彝海山水等标志性元素进行提炼，并将其运用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文化墙、景区导视系统、城市主干道的路灯图案中，使“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润物无声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人心。

其次，要发挥好纪念馆、博物馆等文博机构的“有形”教育效能。近年来，“文博热”的浪潮席卷全国，博物馆由“文物仓库”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文化客厅”，其宣传教育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因此，依托文博机构开展宣传教育，是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认知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推进文物借展工作。“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物质形态作为历史文物，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为拓展其影响范围，需推动相关文物的跨区域借展，让不同地区人民群众在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中感受红色历史的厚重。另一方面，要强化博物馆、学校与地方的协同合作，不仅要引导学校、社会各界“走进来”，通过博物馆等场馆开展教学，使师生与社会各界群众理解“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内涵，还要推动纪念馆、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走出去”，深入学校、党政机关、社区开展“彝海结盟”主题宣讲，增强人们对这一文化符号的认知。

（二）有感是关键：增强“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感染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遵循“认知—情感—实践”的逻辑链条，在认知的基础上推进实践，而具体实践离不开人们的情感倾向与选择。因此，利用“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不断增强其在相关教育中的感染力，激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

一方面，要对“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予以准确生动阐释。增强其感染力，引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一是坚持在历史研究中捍卫其真实性与正义性，确保革命历史得到尊重与传承，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二是注重文化符号形式实现创新，如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进行历史场景复原，增强受众“在场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在互动体验中深化对“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情感认同。

另一方面，要通过纪念仪式系统构建情感共鸣场域，深化各族群众对“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情感认同。人类学家大卫·科泽（David I.Kertzer）指出：“能够表达团结感的最好方式便是共同参与象征活动”［24］71。将文化符号融入集体纪念仪式，不仅能推动符号的传播，更能强化其感染力。因此，要将“彝海结盟”融入长征纪念日等集体纪念仪式之中，借助仪式特有的庄重氛围，使这一文化符号在传播中强化各族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

（三）有效是归宿：提高“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实践转化力

“彝海结盟”作为红色文化符号，其传播意义绝非仅停留在让人们对其形成历史认知或情感共鸣层面，更在于将这一文化符号昭示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行为，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实践范式。

第一，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1］186。家庭教育关乎青少年的成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细胞工程”。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家庭教育，旨在通过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元”，把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理念、家国情怀转化为家庭的日常实践，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家风的自觉传承。当“彝海结盟”的红色记忆成为青少年成长的精神坐标，平等团结的价值理念成为家庭成员恪守的行为准则，家国情怀成为植根家庭成员内心的伦理自觉，“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将真正融入家庭的血脉传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最深厚、最持久、最有效的力量。

第二，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学校教育。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阵地，肩负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学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因此，学校在开展教育工作中，要充分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课程，使各族青少年学生通过这一文化符号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93，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互嵌式社区建设。互嵌式社区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发力点。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融入互嵌式社区建设，需要将其融入互嵌式社区的公共空间、文化活动以及治理理念当中。一是要在互嵌式社区学习教育、工作生活、文体娱乐等公共空间布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人文景观，打造社区人文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享的日常生活中直观感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历史底蕴。二是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在互嵌式社区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宣讲、书画创作、文艺汇演等活动，使各族群众在共学共乐的文化互动中深化情感联结。三是要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价值理念作为社区议事、邻里互助、矛盾调解的基本遵循，构建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让“彝海结盟”的精神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活力。

总之，“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通过这一文化符号在历史与现实中间搭起一座桥梁，让符号承载的意义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力。

五、结语

“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是党和各族人民在长征期间创造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厘清了“彝海结盟”红色文化符号的物质载体与意义内涵的相互关系，总结出这一鲜明文化符号“形意相融”的符号特征，从承载集体记忆、维系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三个维度，揭示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意蕴。同时，围绕“有形有感有效”的实践要求，构建了以“认知—情感—实践”为线索的实践进路，既为同类红色文化符号的微观研究提供了范式，也丰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建构路径。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具体的红色文化符号，搭建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红色文化符号谱系，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