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肖坤冰：“神性中国”的地方实践：西南“同源共祖”神话与地方社会的互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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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中国”的地方实践：西南“同源共祖”神话与地方社会的互构机制研究李志恒，肖坤冰 |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摘要：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广泛流传的“同源共祖”神话，并非远古历史的被动遗存，而是一套能动的文化机制，深刻参与社会整合、历史编码与地方建构。这类神话以内蕴的“血缘一体—分支扩散”历史心性为基础，将移民迁徙、国家制度乃至当代发展政策等外部历史力量...

“神性中国”的地方实践：西南“同源共祖”神话与地方社会的互构机制研究

李志恒，肖坤冰 |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广泛流传的“同源共祖”神话，并非远古历史的被动遗存，而是一套能动的文化机制，深刻参与社会整合、历史编码与地方建构。这类神话以内蕴的“血缘一体—分支扩散”历史心性为基础，将移民迁徙、国家制度乃至当代发展政策等外部历史力量主动吸纳，并转化为“兄弟分家”“共祖分居”等可被地方伦理理解的叙事形式。借助“并接结构”这一分析视角，揭示神话如何在与地方历史事件的持续互动中，实现文化图式与历史实践的动态互构。神话不仅在地方中被讲述，更在叙事、仪式与地景实践中不断构建出具有情感温度、道德内涵与历史深度的“地方”，为语言、习俗各异的多元群体提供共享的起源想象、边界认知与共处伦理。这一机制从微观层面生动诠释了“神性中国”通过非排他性叙事实现文化整合的文明特征，也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生成逻辑及其地方根基提供了基于经验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同源共祖：并接结构；神性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2023年度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神话中的共祖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3ZLZX0101)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西南多民族共生、文化交融的区域社会之中，广泛流传着如“葫芦救生”“兄弟分家”等结构相仿、母题相似的起源叙事。这类“同源共祖”神话不仅跨越族群边界，成为多个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也构成了一个深具理论张力的经验现象。本文的核心发问正在于：这类神话究竟应被看作古老集体记忆的残留物、对既定历史事实的被动反映，抑或是一套能够主动应对历史流变，甚至参与塑造地方秩序与社会现实的文化“方法”？若其为后者，那么它是通过怎样的叙事机制与实践过程，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挥此种建构性作用？

这一问题意识，源于对两种流行研究倾向的反思。其一为“遗存论”，视神话为远古历史的孑遗或某种神秘思维的产物，其功能随时间逐渐褪色；其二为“反映论”，虽承认神话的社会功能，却仅将之视为对既有社会结构或历史事件的象征性编码，忽视了其主动介入现实、组织经验的能力。本文力图超越上述二元框架，提出“同源共祖”神话是一套能动的文化方法的基本思路。它通过其特定的心性结构和叙事图式，为多元社会的整合提供伦理框架、为流动的历史经验提供意义编码方式，并为地方认同的生成提供持续的文化资源。而其能动性最核心的体现，正来自于神话与历史在实践层面不断发生的“并接”过程——它既吸纳和转化历史，也被历史所重塑。

我们将这一具体的地方性议题，置于有关“神性中国”的宏大理论视野之下。如赵汀阳所言，中国文明的整合机制并非建基于一神论式的神圣启示，而是依赖于一套跨主体、多脉络、叙事性的“神话性”耦合方式[1]15-16。西南地区的“同源共祖”神话，可被视为“神性中国”运作机制的一个微观样本。通过分析这一案例，本文旨在揭示：一种非排他性、涵括多样性的共同体意识，是如何通过神话心性与历史实践之间的互动得以可能。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西南区域的社会历史构成，也为回应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文化逻辑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理论脉络：“并接结构”的思想资源与分析框架

若要深入理解神话与地方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首先回顾并审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理论探索历程。这一历程展现了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从早期试图在神话中寻找历史内核的简单化倾向，逐渐走向对神话自身逻辑与社会文化功能的深度发掘，最终达成一种将历史视为文化过程的动态、综合性视角。更具体而言，这一演进体现为对三个核心问题的递进式回应：神话如何整合社会？神话如何编码历史？神话如何通过“并接”实现文化图式与历史实践的动态互构？

（一）作为社会整合与秩序合法化“特许状”的神话

早期欧赫墨罗斯主义（Euhemerism）将神话视为“扭曲的历史”，认为其核心是对真实事件与人物的夸张与神化。这一观点虽肯定了神话与历史的联系，却将其简化为一种失真的记录，忽视了神话的独立价值与深层社会功能[2]94。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Kasper Malinowski）的神话研究标志着人类学的重要转向。他彻底摒弃了19世纪将神话视为“原始科学”或“语言疾病”的进化论观点，转而将其置于功能主义的核心框架中加以审视。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是一个满足生物性与社会性需求的有机整体，而神话作为一种“社会特许状”（social charter），其核心功能在于为现存制度、习俗与权力结构提供神圣合法性[3]121。然而，功能主义视角常被批评为过于强调社会的静态均衡，难以充分解释神话在历史变迁中的转型动力。它揭示了神话“维系”秩序的一面，却未能说明神话如何“回应”乃至“重构”历史变局。这一局限呼唤更具历史纵深与能动性的理论工具。

（二）作为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编码“方法”的神话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记忆研究为理解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开辟了新路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强调记忆并非个体心理的产物，而是由社会框架所塑造，并在群体互动中得以维系[4]。扬•阿斯曼（Jan Assmann）进一步发展出“文化记忆”理论①，指出神话、仪式、图像等媒介通过程式化的重复与展演，将关于起源、认同与价值的关键知识制度化，从而跨越代际，塑造群体的历史意识与边界[5]150。

在此理论脉络下，王明珂对华夏边缘族群历史意识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通过对川西羌族地区“弟兄祖先故事”的精细分析，提出了“历史心性”这一关键概念[6]。此类故事的典型结构是：“从前有几兄弟，来到此地，后各自分居于不同山谷或村寨，成为当地人的祖先。”王明珂指出，这类叙事并非旨在记录具体史实，而是对特定区域内多个社群间“隔离并存”的生态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编码——它反映的是一种以“血缘一体—分支扩散”为逻辑的认知模式。

这种历史心性在西南地区极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宪昭在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系统整理中指出，“同源共祖”母题广泛存在于苗、瑶、彝、藏、羌等多个民族的叙事中，在这种相似性之外，我们也需要看到另一个方面的差异，母题的相似性属于民俗学层面的形式共通，而“历史心性”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认知结构[7]。周智生对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的研究亦发现，无论情节如何变异，“一家分化为多支”始终是最稳定的核心叙事结构。这种心性模式，根植于西南山地长期的族群互动、资源分配与生态适应历史[8]。神话因而成为一部用象征语言写就的“关系史”，它是关于共存、边界与认同的“社会真实”，而非编年史意义上的“事实真实”。

记忆理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神话时间维度的理解，但仍遗留一个关键问题：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图式如何与充满偶然性、断裂性与权力介入的具体历史事件相互作用？文化记忆的框架本身又如何被重大历史进程所重塑？这需要一种能同时把握结构稳定性与实践能动性的理论突破。

（三）作为文化图式与历史实践“并接”机制的神话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提出的“并接结构②”（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萨林斯批判了两种简化论：一是认为文化决定历史的唯心智论，二是认为历史单向决定文化的唯物反映论。他通过对夏威夷土著遭遇库克船长的历史事件的经典分析表明，文化结构并非被动接受历史冲击的容器，而是在与具体历史情境的“并接”中，主动吸纳、转化并重新诠释外来经验，从而在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更新[9]11。

将此视角投向中国西南，“同源共祖”这一深层文化图式正展现出强大的“并接”能力。这一图式并非静态的神话母题，而是植根于地方生态与社会关系中的“历史心性”——一种以血缘一体、分支扩散为逻辑的认知模式。当遭遇重大的外部历史力量时，当地人并非被动接受或全盘抛弃既有叙事，而是运用这一既有的认知框架去理解、吸纳并重新诠释新秩序，从而在维系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实现意义更新。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是一次大规模的历史“并接”契机。随着卫所、府县制度的推行，大量汉族移民、官员与商人进入西南山地，原有的土司权力结构被逐步瓦解。面对这一剧变，许多族群并未简单地将汉人视为“他者”，而是巧妙地将其编织进“同源共祖”的叙事网络之中。例如，在四川泸州叙永县枧槽乡流传的家族起源传说中，罗氏与杨氏的祖先故事都呈现出“战后重组家庭”的结构。罗氏传说讲述其祖先从军归来途中，遇见一位丈夫出征未归、生死未卜的汉族老婆婆，遂提出与其共同生活；返回原居地后，又征得原配苗族妻子同意，三人共居。后两妻各育子女，分家时，苗妻所生之子迁往云南威信，汉妻所生之子则留居叙永③。而郑裔杨氏的传说则称，其先祖本名郑富，参军前已在故乡娶妻生子，返乡后改姓杨保，另娶新妻，由此在当地开枝散叶。

这类叙事策略，正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历史变局中的灵活调适。正如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指出的，这种历史心性的持续再生产，反映了西南山地长期存在的“多中心、无霸权”的人类生态格局。在此环境中，各社群既需合作以共享有限资源，又需维持边界以保障自身生存[10]。神话作为一种文化方法，其核心功能不在于记录“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回答“我们如何共存”。因此，当历史变迁带来新的共存难题时，神话便通过“并接”机制，不断调整其叙事细节，为变动中的社会关系提供一套可被共享、可被接受的象征性解决方案。

（四）作为地方意义与空间生产的“并接”实践的神话

神话与历史的动态互动，必须依托具体的空间场域才能实现其物化、展演与传承。这一场域并非抽象的几何空间，而是被经验、情感、记忆与价值所充盈的“地方”。人文地理学强调，“地方”是在人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被建构的意义载体。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恋地情结”与雷尔夫（Edward Relph）对“本真性地方感”的论述，共同揭示了地方如何成为认同凝聚与文化归属的核心。在此视角下，西南地区的“同源共祖”神话，正是一种主动参与“地方生产”的文化实践。

这类神话绝非悬浮于虚空的传说，而是高度嵌入地方的地景叙事。共同始祖常发祥于某座圣山，起始于某条河流，其迁徙路线穿越特定的山谷、垭口或坝子。这些自然地貌通过代代相传的讲述、周期性的祭祀与仪式行走，被转化为神圣地景，成为群体记忆的锚点与认同的边界标识④。由此构建的“地方”，其文化范围往往超越现代行政区划乃至单一民族身份，由共享的起源叙事与神圣坐标所界定，使分散居住、语言各异的社群在观念世界中维系“同源共地”的集体认知。神话在此不仅是“在地方中被讲述”，更是在讲述、行走与仪式实践中，主动参与空间的意义建构。它通过命名、叙事与展演，持续生产出具有历史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地方性”，为群体的生存提供稳固的意义坐标系。这一过程，正是神话作为一套整合社会、编码历史并构建“地方”的完整文化方法，在空间维度上的集中展现。

三、“并接结构”：共祖神话与地方历史的互构机制

在中国西南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广袤区域，“同源共祖”型神话构成了一个跨越族群边界、深植于地方社会肌理的文化现象。这类叙事远非对远古起源的浪漫想象或静态的口头传统，而是一套具有高度适应性、再生产性与实践智慧的动态文化认知。其核心运作机制可精准概括为“并接结构”——即神话通过特定的文化图式，主动吸纳、转化并整合地方历史经验，从而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维系共同体认同的连续性、韧性与合法性。这一结构不仅解释了神话何以历久弥新，更揭示了“地方性”如何在历史流变中被持续建构、协商与更新，成为理解西南社会文化韧性的关键切口。

（一）叙事实践的动态构成：历史经验、文化图式与文本嬗变

“并接结构”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神话外壳”的机械拼贴，而是一个由历史素材（historical materials）、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ta）与叙事嬗变（narrative transformation）三者构成的动态、循环且互为因果的系统。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起神话与历史的互构实践。

历史素材是并接的触发点与内容来源。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拓边、族群迁徙、贸易往来与现代国家建设的交汇前沿，积累了大量结构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神话系统必须回应的“文化刺激物”。例如，明代大规模的军事屯垦与移民潮，使数十万汉族军户与民户进入云贵川地区，与世居的苗、彝、侗、白、壮等民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毗邻杂居格局；清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则系统性地废除土司世袭权力，将地方社会更深地纳入国家行政与赋税体系；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一次现代性、科学主义范畴下的政治实践，它用“民族”标签对复杂流动、模糊重叠的地方认同进行了重新分类、命名与固化；乃至当代的旅游开发、生态移民、高速公路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都在不断重塑地方的人口结构、空间关系、资源分配与文化景观。这些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并非沉默的背景，而是作为“活的素材”，源源不断地为神话叙事提供新的情节、角色与冲突母题。

文化图式是并接的中介机制与意义框架。面对纷至沓来的历史经验，人们并非以赤裸的意识去直接应对，而是通过既有的文化图式去感知、分类和解释。在西南语境中，这套核心图式便是王明珂所精辟概括的“弟兄祖先历史心性”。该心性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一套灵活的“文化语法”或“文化方法论”，它主动地捕捉历史流变，并试图将其纳入自身可理解的叙事模式之中。

叙事嬗变是并接的产出形式与生命力体现。每一次成功的并接，都导致神话文本的局部调整、丰富甚至重构。为了容纳新的历史素材并维持其意义框架的整体性，神话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导致了神话叙事本身的嬗变：新的角色被添加；新的情节被创造；新的分支故事被衍生。因此，我们看到的西南“同源共祖”神话，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故事，而是一个庞大的、充满地方变体的“故事丛”（story cluster）。这些变体正是历代并接实践留下的文化地层，是神话作为“活的传统”而非“死的化石”的确凿证据。

（二）地方认同的调适机制：去政治化、伦理化与意义场域的再生产

“并接结构”的深层运作逻辑，在于其通过去政治化与伦理化的双重策略，将具有潜在冲突性、外部性甚至暴力性的历史力量，巧妙地转化为维系内部社会和谐、认同连续与道德秩序的文化资源。

一方面，并接实践实现了对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去政治化”。中央王朝的军事征服、行政整合，以及现代国家推行的民族分类政策，本质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强制性。然而，在地方神话叙事中，这些历史事件常被转译为符合亲属伦理的日常故事，从而消解其政治锋芒。周智生在对云南多民族共祖神话的研究中指出，汉族常被纳入“一母所生”或“兄弟分家”的谱系结构之中：哈尼族有神话称洪水后幸存的兄妹结合，妹妹从身体不同部位生出哈尼、彝、汉、傣、瑶等族群；佤族传说则讲述同一对父母所生的七兄弟，其后代分别成为汉、白、彝、傣等民族。这类叙事将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与人口迁徙，重构为“兄弟同源、各自成家”的家庭内部事务，有效弱化了外来权力的异质性与压迫感[10]。这种转化并非对历史的歪曲或意识形态遮蔽，而是一种文化防御与缓冲机制——通过将外部干预纳入亲属伦理框架，地方社会成功地“去外部化”了历史冲击，在心理层面维系了地方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感。

另一方面，并接过程实现了对历史经验的“伦理化”。无论其初始形态是军事征服、行政整合，还是现代国家主导的发展建设，一旦被纳入地方叙事体系，这些事件便被赋予“兄弟情谊”“公平分产”“守望相助”“长幼有序”等亲属伦理内涵。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修辞美化，而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生活的文化机制——它将结构性张力转化为道德义务，从而再生产出一种跨族群的共处伦理。彝族史诗《查姆》中“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的吟唱，正是这种伦理的诗性表达。在一些多民族聚居区域，人们常以某种共享的祖先记忆作为处理族际关系的基础，形成“看在老祖宗面子上”的默契。这种共识广泛体现在通婚往来、节庆共度、生产互助以及矛盾调解等多种社会场景中。通过将历史关系亲属化，原本可能充满张力的互动被转化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伦理义务。神话因此超越了对起源的单纯解释，演变为一套活态的、具有规范功能的关系调节机制，为地方社会的长期和谐提供了文化基础。

正是通过这一双重逻辑，“并接结构”实现了地方性意义场域的持续再生产。在此视角下，地方性并非一个先验的、静止的地理本质，而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被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动态意义场域。其稳定性来源于那个持久的核心——“同源共祖”的历史心性，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认知框架和情感基调；其流动性则来自于永不停止的“并接”实践，每一次对新历史经验的成功整合，都在微妙地重新定义着“地方”的边界、内涵与成员资格。圣山、祖洞、分家垭口等地景，因神话叙事而神圣化；周期性的祭祖仪式，则不断激活并确认这一意义场域。地方由此成为“可感、可说、可传承”的文化实体，既是物理空间，更是意义网络。

（三）“并接”的理论启示：主体能动性、多重时间性与共同体根基

“并接结构”不仅是西南共祖神话的叙事机制，更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文化方法论。神话并非历史的附庸、遮蔽或被动反映，而是一种主动介入历史、塑造现实的认知与实践。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地方社会并非被动接受或全然抵抗，而是通过神话这一“文化工具箱”，将异质经验转化为可整合的意义单元，从而在变迁中守护认同，在互动中实现文化的再生产。此一视角超越了“神话反映论”与“历史决定论”的二元对立，呼应了人类学对“历史的多重时间性”的关注。正如萨林斯所揭示的，文化图式本身即是一种历史力量，它能主动地吸纳、转化甚至重构外部的历史事件，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在西南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线性进步史观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多层次时间交织的场域，神话的永恒时间、王朝的编年时间、民族国家的现代时间在此并置、碰撞并被重新定义。神话成为地方社会整合不同历史时间、协调不同权力逻辑的关键媒介。

“并接结构”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了地方社会如何以文化自主性应对历史变迁。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韧性的关键路径——不是依靠封闭保守，而是通过开放吸纳与创造性转化。这种“在稳定中流动、在流动中保持稳定”的地方性生产模式，不仅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也为全球范围内思考文化多样性与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深邃的本土智慧。“并接结构”展现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它拒绝将边缘族群视为历史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凸显其作为历史意义的积极生产者的角色。通过神话这一媒介，地方社群不断地与国家、市场、他者进行对话、协商乃至博弈，从而在宏观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有自身解释世界、安顿身心的文化主权。这正是“并接结构”最深刻的时代启示，也是其作为分析框架的持久生命力所在。

四、叙事智慧与当代启示

对西南地区“同源共祖”神话与地方历史辩证互构关系的剖析，不仅是一项学术探讨，更是一次理解中国多民族社会生存与发展智慧的思想旅程。当我们将目光从历史深处拉回当代，重返西南这片文化热土，这一神话实践所蕴含的深远启示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一）“并接”作为一种叙事的智慧

在理解地方性叙事与宏大历史的关系时，学界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攀附论”认为，边缘群体会通过将自己的祖先谱系联结至中心王朝的英雄或黄帝等始祖，以此来提升自身地位，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而“逃逸论”则强调，边缘群体通过发明一套截然不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血缘叙事，来抵制中心话语的收编，捍卫自身的独特性和自治性。

然而，西南“同源共祖”的神话实践，却向我们揭示了超越这种二元叙事的第三种可能——“并接”的智慧。它既非简单的攀附，也非决绝的逃逸，而是一种更为高明、更具创造性的文化策略。这套叙事的核心智慧在于：它并不拒绝外部历史动力的进入，但也绝不放弃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它通过自身强大的“同源共祖”图式，主动地将外部力量转化为可以内部理解的故事元素，从而将这些力量“消化”在自身的情感结构与伦理秩序之中。这是一种“转化性吸纳”的能力。它不是被动地接受改造，也不是故步自封地排斥，而是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将政治性转化为伦理性，将冲击转化为故事。其结果，不是自我的迷失或消亡，而是在变化中实现了文化主体的延续与壮大。这种“并接”的智慧，是一种在数千年来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的、极其高超的生存策略与叙事艺术，为全球范围内处理文化差异与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二）当代启示：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一种“并接性共生”范式

本文对西南神话-历史互构机制的研究，其最深刻的当代启示在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构想提供了一个精微而具说服力的地方性范本与理论支撑。它从以下三层意义上，揭示了共同体建构的另一种可能路径。

第一，它提供了一种“伦理结合”优先于“政治整合”的范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往往强调政治上的公民身份与法律上的权利平等，这固然重要，但仅此不足以孕育一种深厚的情感与伦理纽带。西南的“同源共祖”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的结合方案。它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兄弟手足”，从而在政治与法律维度之上，叠加了一层源于拟制血缘的深厚伦理责任与情感关联。这种“家园一体”的伦理观，为共同体注入了基于亲情、义务与关怀的强韧凝聚力，使其不再是冷冰冰的制度结合体，而是一个充满温度的情感-伦理共同体。这对于思考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提供了超越形式化认同的深刻启示。

第二，它示范了“结构耦合”而非“实体同化”的智慧。“并接”机制的核心在于，不同元素并非通过消弭彼此差异而融合为一个单一同质实体，而是像齿轮一样，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共享的图式实现结构上的咬合与联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西南案例生动表明，“一体性”不必以牺牲“多元性”为代价。相反，真正的、可持续的“一体”，恰恰建立在尊重、吸纳乃至激励“多元”的基础之上，通过一个包容性的宏大叙事结构，将多样性转化为共同体活力的源泉。这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性的耦合共生，为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永恒张力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第三，它展现了一种“生长性”的共同体建构模式。共同体并非一次建成、永恒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应对新的挑战、吸纳新的成员、解释新的现象，从而实现自我的更新与生长。西南神话所展现的“并接”能力，正是这种生长性的完美体现。它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封闭的、完成时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进行时的生命过程。它强大的生命力，正来源于其文化内核中所蕴含的这种非凡能力——将不断涌现的历史新人、新事、新观念，持续地转化为自身叙事的新篇章，从而实现共同体的扩容与演进。这提示我们，共同体建构的重点，或许在于培育和呵护这种文化上的“并接”能力与叙事弹性，而非追求一个固定不变的完美形态。

（三）从西南重返“神性中国”：神性秩序的一种地方性阐释

赵汀阳等将“神性中国”视为一个由跨主体性神话系统所支撑的文明形态，其特质在于通过“关系理性”与“文化耦合”实现整合。西南“同源共祖”类的神话与口头传说正是对这一“神性中国”叙事的地方性回应。西南诸多少数民族的个案，堪称“神性中国”运作机制的一个微缩模型。所谓“神性”，在此并非指向一种超越性的、位格化的神圣主宰，而是恰恰体现为一种内在于人间关系的、充满叙事智慧的秩序生成方式。“同源共祖”的心性图式，正是这种“神性”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将世界人伦化、将历史家族化，从而在多样性中创生统一，在变迁中维系稳定，为混乱的经验世界赋予了一个可理解的、有温度的、有意义的结构。这是一种“化生”的神性，而非“创世”的神性；是一种“关系”的神性，而非“实体”的神性。

因此，“神性中国”并非一个虚无缥缈的哲学玄思，它有其坚实而多样的地方性根基。西南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一种文明的宏大统合逻辑，正是通过无数此类地方性的叙事智慧与文化方法得以具体实现和维系的。西南神话中蕴含的“并接”智慧，从本质上说，与“神性中国”所描述的通过叙事与耦合达成整合的文明路径是同构的。前者是后者的具体而微，后者是前者的宏大呈现。我们从西南一隅看到的，是一种文明独特的生存与发展之道。重返西南，乃至于重返神话与传说，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从中汲取那种能够面向未来、包容他者、生生不息的“可久可大之道”。

五、结语

西南地区的“同源共祖”神话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非因为它准确保存了远古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所展现出的动态整合能力。这类神话通过一种被称为“并接结构”的机制，将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包括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族识别政策乃至当代社会变迁，这些被不断吸纳进自身的叙事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政治或社会力量被转化为内部可理解的伦理关系，最典型的便是以“兄弟分家”为核心情节的家族故事。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附会，而是一种意义再生产的方式，使复杂甚至冲突性的历史过程，在地方语境中获得情感上的可接受性和结构上的连贯性。

正是凭借这种持续的吸纳与重构，神话不再只是静态的口头遗产，而是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和集体认同的维系。它为不同族群提供了共享的起源想象，使得差异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家”的框架下被容纳和解释。这种整合逻辑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共同体的凝聚，并非依赖于文化或身份的单一化，而是建立在一种深层的文化能力之上——即在承认多元的前提下，通过共通的叙事模式建立起彼此关联的情感与道德纽带。西南多民族地区长期流传的共祖神话，正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它们不仅记录了区域社会的历史互动，也折射出中华文明处理多样性与统一性关系的独特路径，不是以强制取代差异，而是以叙事创造联系；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变动中不断重建意义的连续性。这种基于地方实践的整合智慧，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内在动力。

注释：

①在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如经典文本、宗教仪式等固定化的“凝聚性结构”来维系社会的意义秩序。神话作为这种结构的核心内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社会的建立、法律的来源等，从而为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并在时间维度上确保文化的连续性。

②本文采用“并接结构”这一译法，以强调文化结构与历史事件在特定“交汇点”上的动态互构。

③根据2019年7月2日在叙永县枧槽乡九龙村丰岩村与罗文湘的访谈记录整理所得。

④正如哈布瓦赫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指出：朝圣者所“看见”的圣地景观，并非客观地理，而是由教会传统、圣经叙事与集体信仰共同建构的“记忆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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