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瑶，周莹：论川、滇彝族百褶裙设计中的社会文化秩序与艺术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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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川、滇彝族百褶裙设计中的社会文化秩序与艺术语言表达刘乐瑶周莹中央民族大学摘要：彝族百褶裙是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探索并创造出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川、滇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凉山、文山彝族百褶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设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与艺术语言表达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百褶裙作为彝族女性标志性的群体符号在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护族...

论川、滇彝族百褶裙设计中的社会文化秩序与艺术语言表达

刘乐瑶周莹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彝族百褶裙是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探索并创造出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川、滇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凉山、文山彝族百褶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设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与艺术语言表达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百褶裙作为彝族女性标志性的群体符号在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维护族内社会文化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两地百褶裙在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差异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之下，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存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特征，不仅具有中华服饰文化一脉相承的关联性，而且是不同地域间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典范。

关键词：彝族；百褶裙；社会文化秩序；艺术语言表达

一、引言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远离中央王朝偏居西南一隅而被史家称为“巴蜀西南外蛮夷”[1]。如今，彝族人口主要聚集于云南楚雄、红河、文山与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等地，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

在如今有关彝族的影像与文字资料中，与天菩萨之于彝族男性一般，百褶裙也以高出现率成为彝族女性群体的标志性符号。从实用角度来看，百褶裙是彝族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从文化角度来看，百褶裙更是彝族广泛认同的族属标志，对维护民族的文化边界与族群文化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今学界关于彝族百褶裙的研究多集中于其造型结构、织造工艺等方面，针对百褶裙背后文化含义的专题阐述相对较少，从文化视角展开对比的研究更有待进一步拓展。因此，本文基于川、滇两地彝族百褶裙因所处不同文化场域而展现出的明显区域性特征，分析百褶裙在两地彝族身份认同、社会角色构建以及价值情感表达中采用的不同艺术表达方式，以揭开彝族百褶裙背后所象征的坚守、变迁与融汇，为彝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做出有益尝试。

二、文山、凉山两地彝族褶裙概述

1. 两地彝族的历史渊源

《史记》记载西南夷：“夜郎以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2]自汉初，西南地区就已是彝族先民分布活动的中心地带。四川凉山是我国区域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因自然与社会环境较封闭，区域内彝族支系单一，以诺苏支系为主。与四川凉山彝族发展相反的是，唐宋时期，彝族先民“鸟蛮三十七部”作为大理国重要军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深刻影响了云南政治文化格局。自此，云南彝族逐渐形成了支系众多、分布广泛的社会面貌。文山作为云南彝族主要聚居区，其分散不同地域的亚族群分别自称倮倮、尼苏等，承载并延续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

四川和云南作为彝族人口主要分布的地区，尽管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但他们曾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3]。其服饰也完整呈现了民族的特色，成为彝族精神文化的鲜明表征。

2. 两地百褶裙的特征概貌

在我国服饰发展史中，褶纹裙的雏形可见于汉代壁画，至隋唐已演绎出“百叠千褶”之态。有关彝族百褶裙的图像记载最早可见于清代《皇清职责图》中。如四川建昌阿都沙马猓猡妇：“……著长衫，加缘领半臂，喜系五色细折裙。”[4]658 云南武定等府罗婺蛮妇：“短衣长裙，皆染皂色。”[4]817 可见百褶裙自古便是川、滇彝族服饰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百褶裙依旧被四川凉山彝族女性广泛穿着（见图1），相反，云南自20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彝族女性开始改裙为裤，而文山麻栗坡、富宁等地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如今仍较好地坚持着穿着百褶裙的习俗（见图2）。因此，笔者选取调研所收集到的近现代四川凉山、云南文山彝族女性百褶裙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这些百褶裙以造物设计的丰富内涵，成为彝族服饰文化的活态样本。

三、族内社会文化秩序的视觉化体现

身体装饰是身体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百褶裙作为川、滇两地彝族女性服饰中共同的标志性元素，不仅成为族群历史与文化记忆在服饰上的具象呈现，同时承担着标识社会角色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功能，更为个人情感与价值的彰显提供表达空间。

1. 氏族与部落：彰同辨异的族徽功能

将鲜明的文化标识作为族群身份辨识的方式，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必由之路。《礼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5]可见自古代始，各氏族部落多采用服饰作为成员共同的身份象征，成为不同族群间最直观的分辨标识。

彝族先民经历迁徙后分布于西南群山中，由于迁徙易导致族群边界模糊，且明清时期大量汉族、回族等进入西南地区，为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避免族群文化的断层与消亡，当地彝人自觉强化着自身服饰的特征。如凉山彝族作为山地民族，其百褶裙的原料全都来自自养的山地绵羊，经过黄连、茜草、板蓝根等凉山常见的植物染料浸染，最后通过羊毛擀毡技艺进行手工编织、压褶制作，其材质和工艺也成为彝族百褶裙区别于其他民族百褶裙的独特之处。正如学者林茨在游记中记载的20世纪凉山彝族妇女：“……成年的山地黑彝妇女更不愿将作为她们身份标志的百褶裙换成在她们看来五颜六色、不成体统的长裤……笨重的传统服装仍是她们兼礼服与工作装二用的唯一遮体之物。”[6]$^{96}$可见百褶裙不仅有助于彝族保存文化火种，而且是维系族群身份、进行自我辨识的生存智慧。

2. 年龄与婚恋：社交角色的分工构建

“人生在不断的换装中变换角色，换装仪式是他所属的群体赋予的一种象征化标记。”[7]成年礼对于彝族女性来说至关重要，川、滇两地彝族通常通过更换少女的裙装来向社会宣告她已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并昭示其即将承担的社会与家庭责任，对于族群成员自我身份的认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凉山彝族地区划分女性成年的标准不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取决于是否举行换裙仪式。百褶裙的更替象征着她们从享有个人权利到逐步习得社会角色规范、承担家族责任的成长过程。因此，换裙可被视为具有特殊含义的凉山彝族女性成年礼。百褶裙作为换裙仪式的核心符号，在成为凉山彝族家支等级、婚嫁制度、角色规范载体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教化女性，帮助她们适应社会角色的变换以及相应的道德规范：未换裙的少女受到彝族习惯法的保护，严禁涉及情感与性，这种保护也构成了对周围人行为的警醒与约束。随着女性生理的成熟，她的亲人便会以改变其裙装这一约定俗成的公开方式向异性和族人明示她的身份，帮助她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如凉山美姑地区女童百褶裙（见图3），未成年女孩一般穿黑、红、白三色褶裙，裙身较朴素，在成年礼后则改穿五色彩裙（见图4），色彩装饰艳丽繁复，形成鲜明对比。

与四川凉山彝族以裙的更换来昭示女性人生阶段更替相同的是，云南文山彝族同样通过裙装识别女性年龄、婚姻集团、婚嫁与否等信息。以文山彝族倮倮女子为例，女性裙装需要遵循其所属群体的规则，如女性褶裙中的间色贴布“龙鳞纹”的条数为判断女性是否成年、婚嫁生育的标识，其条数的改变也意味着女性的年龄身份随之变化。因此，女性百褶裙的更换更像是她们内部特殊的“成年仪式”，女性通过裙中的不同装饰细节向社会昭示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与肩负的责任（见图5），长幼有序、各司其职的社会伦理关系最终被投射在服饰之中。

3. 求美与善用：情感价值的直观体现

百褶裙是彝族女子生活所必需，多以棉、麻、羊毛等面料制成，不仅展示着外在之美，更是家庭赋予她们的重要财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彝族少女在她的成年礼上都能够得到梦寐以求的新裙，服饰的缺乏几乎是所有年长彝族女性的共同记忆，尤其制作美丽的褶衲需要大幅面料，更显其珍贵。为了将褶衲展露人前，凉山彝族女子巧用棉、麻布制作被上衣遮挡的裙腰和裙身，露在衣外的裙褶则用珍贵的羊毛。其中裙摆镶边与上衣同色，如凉山阿都女性百褶裙(见图6)，裙筒为深蓝色棉布，裙摆为深黑色羊毛百褶，质感分明且有层次，百褶裙棉质镶边与衣身颜色相呼应，镶边的包裹使裙摆挺括有型，有效减少磨损破裂，破损后可用新的镶边替换以延长裙装的使用，可见彝族造物设计里求美与善用的价值诠释。

这一追求在文山彝族女子裙装中同样得到了充分展现:平时制衣的余料都被以间色拼补的方式来对裙身进行装饰(见图7),这些材质不一、色彩不同、纹样各异的三角贴布通过自由组合,在节省面料、增强裙身耐磨性的同时赋予了其极具随机性的美:没有一条文山彝族女子的百褶裙是相同的,色彩与纹样的随机搭配富有趣味,也是女性心灵手巧的直观体现,把追求美、表现美的心理反映到了极致。

四、不同文化场域下的艺术语言表达

在维护族内文化秩序、凸显身份表征的过程中,文山与凉山两地彝族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凉山通过仪式场景赋予,而文山则以视觉符号凸显。二者皆将服饰作为承载历史与凝聚认同的载体,成为外界理解彝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1. 仪式与符号：视觉表征的载体差异

《百褶裙》中记载了一位彝族女性的成人仪式:“……1962年,勒黑嫫吉兹度过了家人为她举行的换裙仪式——彝人叫“拉洛”,即标志彝女从幼年进入成年的一种仪式……改变了发式并换上百褶裙的勒黑嫫吉兹,一夜之间变得端庄典雅,成为充满魅力的女人。”[6]125仪式能够承载、表达族群的文化信仰,凉山彝族女性的换裙不仅是服饰的更替,同时也是仪式活动中与道德文化传承密切相关的象征。

在彝族文化中,换裙仪式赋予了女性百褶裙的更替以神圣的文化意义。首先,换裙的核心在于强调当地彝族的族群与社会身份认同。早期凉山彝族严厉禁止跨等级通婚与族外婚,在礼仪过程中对受礼女性所唱的“同姓家支防在外”正是对凉山彝族家支等级制度的观念强化;其次,换裙也意在促进彝族女性行为道德的教育规范,并渗透到仪式重要环节中。如仪式参与成员的选择尤其反映出彝族社会礼俗的构建:为少女梳洗的是族内德高望重的年长女性,在仪式时以训言对受礼女性反复强调“青年彩裙往下穿,莫乱伦,莫降级;同姓家支防在外,姑舅之子往里来”,告诫她爱惜名誉、谨慎选择婚姻对象。尽管如今凉山同等级内婚制已被取缔,但“换裙”仍在凉山彝族女性生活中保留下来,百褶裙也依托于这一重大仪式,成为凉山彝族共同道德标准与信仰的象征。

与凉山通过百褶裙背后的仪式场景以展现行为规范下塑造的女性理想形象不同的是,文山彝族将文化表达的任务更多地交给了百褶裙本身,百褶裙也发挥着作为象征符号的隐喻功能。文山彝族百褶裙的纹样随生命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最典型的为三角贴布“龙鳞纹”(见图8)。文山彝族女性自出生、成年乃至年老,褶裙中龙鳞纹的条数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增加,从幼时的1条逐渐增至少女时期的2条;成年后,未婚女子百褶裙中的龙鳞纹为单数3条,靠近腰部的龙鳞纹较窄小,靠近裙摆的则逐渐加宽,意为龙鳞的逐步长成,亦代表着她的生理走向成熟、具备与龙成为姻亲的资格[8];婚后女子褶裙上的龙鳞纹稳定为双数4条,与未婚相比,裙摆处增加一条细窄的龙鳞纹以宣告其已婚身份。成为祖母后则在裙摆环绣一圈几何龙纹挑花,以凸显她在家中的地位和贡献。

此外,女性百褶裙中装饰纹样多取形于生活中的重要食物,并通过纹样更详细地区分女性所处人生阶段:幼童和少女褶裙均有2圈龙鳞纹,但7~12岁的少女裙装中多了1圈圆形瓜米花纹,表示她逐渐长大并学着帮持活计。12~16岁少女的裙装中则出现象征着稻田的田字挑花(见图9),在此年龄段田字挑花为半个不完整形状如图9(a);成年后的女性,百褶裙中田字挑花如图9(b),为单个完整形状,说明她已承担起家中的农活,同时表示自己尚未婚配,欢迎同族男性的追求[9];已婚女性裙装每一列田字挑花如图9(c),由单个完整的挑花变成双花,为成双成对的美意;已育女性则在裙摆多装饰一行南瓜籽花纹样;至老年,女性褶裙中出现蜡染洋花纹,洋花在寒冬盛开,意为她已安享晚年,不再操心家中生计。

在不同地方文化体系下,两地彝族女性百褶裙的设计叙事手法虽呈现明显差异,而其中的深层含义却是一致的,同祖同源的氏族根脉延续着共同的文化特质:即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对彝族女性所代表的社会角色的期望,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维系着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多元与共生：地域文化的直观展现

艺术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与社会发展而发展。具有同源关系的云南文山彝族和四川凉山彝族,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形态等地域间的差异,使得服饰在艺术语言表达上也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凉山彝族女性百褶裙是当地山地耕牧型生产方式的代表。从形制上看,凉山高寒环境下贴体的裙头与裙筒使活动量小的腰胯部位更加合体保暖,而开放的裙摆与褶裥则随着人体的运动横向展开,给下肢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适合山区的彝族女性活动。从原料上看,凉山彝族主要经济来自牧耕牛羊,羊毛成为百褶裙的主要原料,羊毛纺织工艺也成为凉山彝族独特的名片。

纹样也是凉山彝族特有的民族环境、民族情感与信仰文化的凝聚与集中展现[10]。凉山彝族女性百褶裙的纹样以羊角纹为主(见表1)。羊是衡量凉山家庭是否富裕的重要标志,羊角纹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安定美满的期盼。此外,其百褶裙的纹样也是记载凉山社会历史的独特符号。早期凉山战乱频繁,武士们将战马的牙齿嵌绣在衣服上以象征勇猛,逐步演变为服饰中的“马齿纹”,并与羊角、火焰等组合成为百褶裙的常见纹样。这种代相传的纹样组合如今仍是凉山彝族最常见的装饰,印证了四川彝人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决心。

与四川凉山彝族相比,云南文山彝族百褶裙因生活环境和其他民族文化等横向影响,展现着不同地域下多元分化的格局。受到云南丘陵稻作型生产方式的影响,其百褶裙多采用自织自染的棉、麻或火草土布,织造技艺也以传统手工为主,百褶裙轻便宽松,以适应稻作劳动与湿热气候[11],又因当地苗族、瑶族的影响形成了区别于彝族其他支系的蓝靛蜡染工艺,并呈现不同的纹样内容。

其中,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百褶裙中最常见的纹样,如表1中所列,女性褶裙纹样主要为瓜米花、荞菜花、荞子花、田字挑花,并以星纹、月芒纹作为边饰,象征着先祖披星踏月徙居于此,劳作并繁衍生息。它承载着云南文山彝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提醒着人们铭记祖先曾经的艰难岁月,又因与自然、生产生活场景紧密相连而更显质朴,体现了云南彝人对生活富足的追求。

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民族文化生成的决定因素,那么民族关系的互动则构成了其发展的后续动力。古代西南存在着以濮、越为主体的原始民族,并具有视龙为先祖的原始崇拜行为。文山彝族因迁徙而来,通过集体性创作来构建共同的祖先叙事与血缘关系以拉近与土著民族的距离并获取生存空间,是其重要的生存策略。因此,文山彝族同样对龙抱有崇敬之情,但其并未与土著民族一样视龙为先祖,而是通过“攀亲”自居为龙之姻亲以求庇佑,并将这种原始崇拜转化为服饰中的装饰符号,女性褶裙中的龙鳞纹即为这一地域特性以及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体现。此外,女性祭祀所穿“龙婆衣”通身饰龙鳞贴布;女性上衣领口处环绕涡状龙脚花,也有人认为其与雷纹相似,印证龙神司雨水、掌风雷的观念;老年女性裙装中的几何蟠龙纹与二龙戏珠纹既是技法的突出表现,更代表她们为家庭的付出受到了龙王认可,折射出灵魂深处的信仰与崇拜。

可见,在不同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中,彝族百褶裙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多样的艺术表达强化了其民族认同与社会凝聚的功能,同时展现了彝族文化的生动与多样。

五、结语

凉山、文山两大彝族聚居区女性百褶裙所呈现出的视觉差异表象,映射出的并非族群支系间孤立平行的发展,而是同根同源的文化在不同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下于传承中不断分化的过程。作为维护族内社会文化秩序的工具和情感连接的纽带,两地女性百褶裙在文化意蕴和价值情感上呈现出紧密的联系;而其在表现手法和装饰题材等艺术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则是民族服饰文化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实践的结果:一个在群山中坚守着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在维护生存边界的同时成为了族群的亮眼名片;一个则是历经社会历史变迁,在承袭民族之源的基础上将其他民族文化不断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于交流中探索族群发展的道路。这一坚守与改变的现象背后,既承载着彝族代代相传、深沉厚重的认知世界和情感表达,也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