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真：“横断走廊”—民族文化与族群地理的有机整合

“横断走廊”：民族文化与族群地理的有机整合

郭天真

摘  要：“横断走廊”这一论说由“藏彝走廊”延伸而来。“横断”表示地理上与横山脉重叠的自然地带。“走廊”代表该区域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生态众多、民族多样、山谷深切、纵横交错”，这些特点涵盖了“横断走廊”的自然层面和人文层面。从学术词语的演变历程看，“横断走廊”的使用源自对“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的整合和扩展。“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是学者们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提炼形成的概念和术语，费孝通先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相较“藏彝走廊”，“横断走廊”不再受限于特定族群的命名方式，而是依托自然地理特征，从而能在民族文化和族群地理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族群地理”和“生态史学”为“横断走廊”提供理论支撑。而从整个中国大的格局来看，横断走廊还与同为走廊类别的河西走廊、岭南走廊形成对称和逻辑关联,也有助于推进西南区域研究。横断走廊富有历史、地理、人文价值,通过横断走廊可看西南，观中国，认识多元的中国，与世界联通。

关键词：横断走廊；民族文化；族群地理；西南研究；文学人类学

人类学关注不同族群的空间分布及其关联的文化变迁，由此派生出影响深远的区域研究类型。徐新建指出：一方面，纵观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不同民族和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孕育出各自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就区域性的中国研究而言，人类学领域先后涌现出一系列相互呼应的模式，从以乡村集市为分析单元的“空间体系”，到聚焦传统村落的“乡土中国”，直至当下学界热议的“三大走廊”（河西走廊、岭南走廊和横断走廊）等等。这样的人类学视野和概述为本文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具体到横断山区域的研究，2018年，《中国国家地理》聚焦该区域，以“横断断出新天地”为主题，对横断山区的地理、自然、人文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介绍。从“北部草原地带：大横断的辽阔前厅”到“高黎贡嘎：最美的鸟飞翔在‘高冷’山巅”，再到“横断山美人：千姿百态出深山”……横断山区域的山河美景、多彩人文，在这一期的《中国国家地理》中精彩亮相。西南民族大学王璐等撰写的相关论述也在该期杂志中刊出。文中写到，“横断山脉”的“横断”,不足以概括此区域文化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作者认为，若从该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纵向历程考虑，用“藏彝”或现行其他族群名称来命名也并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对该地区其他弱小族群的遮蔽。因此参照“河西走廊”与“岭南走廊”，提出以“横断走廊”命名。不过这并非“横断走廊”概念的首次提出，早在2003年及2008年，有关的提法和论证便在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得到了初步阐发。

一、“横断走廊”：民族文化与族群地理的有机整合

2003年，徐新建在“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相关论文，此后，持续对“藏彝走廊”展开研究。2008年，其论著《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族群与生态》出版。（下文简称《横断走廊》，引用只注页码。）书中首次提出“横断走廊”这一概念。作者在开篇对“横断走廊”的由来和意义做了论述：大约340万年前，一次大范围的地质变化引发了第四纪东亚大陆断陷盆地的发育和青藏高原的整体隆起。根据今日的研究分析，地质学家称此次变化为“横断事件”，原因是其基本证据均来自横断山区（第2页）。“横断事件”为“横断走廊”概念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地理基础，构成其第一个核心层面，即自然层面。此次“横断事件”影响范围广泛，跨越中国西南众多地区，甚至延伸至与之毗邻的东南亚地区，这些区域被统称为“横断山地区”。对于“横断走廊”的具体范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目前普遍认同的是，“横断走廊”在空间上呈现以康定为核心节点,沿南北轴向延伸的条带状区域，其地理范围跨越陕、甘、青、川、藏、滇等省区的交界地带（第13页）。作者认为“生态众多、民族多样、山谷深切、纵横交错”的特点，涵盖了“横断走廊”概念的自然层面和人文层面。

关于“横断”这一名称，学界存在不同阐释。徐新建认为，“横断”是外来的“他称”，源自中原视角下看四方、走四方的认识习惯和中原式的天下观。因此，除“横断”以外，还应该加上“纵贯”一名，才更能接近其本原（第7-8页）。陈富斌在《“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一文中梳理了“横断山脉”一词的使用历程，以及“横断”的含义，认为我们习惯上称呼的“横断山脉”实际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因此如果改为“横断山系”可能更为准确。四川大学艾南山教授也发表专文讨论“横断山”的命名。如他在《从横断山谈藏彝走廊》一文中提出，“从地理学的角度谈‘藏彝走廊’，首先应该关注横断山的得名”。他在该文中及与徐新建的多次讨论中均指出“横断山”的命名还值得在既有讨论基础上深入研究。徐新建进一步提出，如果想全面理解横断山系的真实意义，除追溯这些“他称”的成因外，还需“回到该地区本土人群的自我认知里，去关注其中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山河之名，比如：贡嘎山（雅砻江）、云岭-沙鲁里山（金沙江）……(第6页)”。

走廊本是建筑学词汇，指建筑的一种形式，这一概念后来被跨学科借用，地理学、民族学中常与地理或民族学词汇结合形成限定性术语，以区别于原建筑学概念，如河西走廊、藏彝走廊等等，是学者们在长期的民族工作、民族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形成的概念和术语。费孝通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民族走廊”还是“藏彝走廊”，都是经由费孝通先生提出,而后在民族学界逐步推进与发展。赵旭东等提出“中国走廊学”，认为中国走廊学源起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他们论述了“藏彝走廊”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历程及用意，梳理了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中国走廊学概念的学术发展脉络，认为自费孝通先生提出“走廊”概念以来，中国走廊学研究仍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概念辨析、空间界划和历史脉络重构，而深入的田野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以走廊为整体单元开展的“线”的实地考察尤为匮乏。

《横断走廊》一书，或可回应“田野调查很少”这一点。作者以自己多年来在横断山地区的行走与观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生态、多民族的活态的“走廊”形象。在“横断走廊”这一概念中，“横断”表示地理上与横断山脉重叠的自然地带；“走廊”代表该区域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第8页）。

二、地域表述：从“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

费孝通先生1982年5月27日在有关民族调查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总结过去中国民族研究中的经验，认为过去的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也存在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民族研究是“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他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有独特之处，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很深，因此不能分开来研究，如果把民族和民族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和问题认识清楚。因此主张最好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做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的提出，肇始于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三次会议中的讲话。不过费先生没有对民族走廊作出明确定义。李绍明先生在1990年代初首次对民族走廊做定义：“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民族走廊是指特定民族或族群在历史进程中沿自然地理通道（如河谷、山系等）进行持续性迁徙或流动的路线。这条走廊内必然保留积淀着该民族或族群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质。”李星星在《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等文章中认为，无论是李绍明对“民族走廊”的定义还是后来的补充，都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李星星将民族走廊定义为：“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

费孝通在1978年9月有关民族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走廊”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该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接着在1981年、1982年的会议发言中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他提出把中华民族所在区域划分为北部草原、西南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等区域，主张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研究各民族情况，这一思路为其后来倡导的“多元一体说”奠定了基础。“藏彝走廊”概念提出以后，逐渐成为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普遍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学者们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开展理论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西南地区学者的努力和成果尤为突出。

李绍明先生是“藏彝走廊”论说的重要支持者。他在1993年3月召开的“古代西南地区中外交通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论文，系统论述“藏彝走廊”概念。2003年、2005年至2009年间，先后有四次以藏彝走廊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举办，李绍明是主要的倡导者，并提交了有关“藏彝走廊”的长篇论文。

1980年代至今的四十年里，“藏彝走廊”相关研究专著、论文数量颇丰。我们可以想见，这一概念和论说在今后仍将是热门话题。因为尽管研究成果众多，但“藏彝走廊”的命名和范围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论，有待深入探讨的层面亦不在少数。李绍明在其2003年发表的《再谈民族走廊》中提出，自己10年前对民族走廊下的定义不够周密,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订。2007年，他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写到，有关藏彝走廊的范围（如藏彝走廊并不只有藏彝两个语支的民族，还有其他语族民族）以及与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关系等问题都还需进一步研究。他还提出了藏彝走廊的考古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学术论争是学术发展的助力，学术概念也在论争中不断完善。李星星认为学界对于藏彝走廊的范围及其基本要素——道路问题，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框定，针对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了藏彝走廊的具体范围，认为大致位于东经97°～105°,北纬25°～35°之间，“北起甘青交界的西倾山南侧及阿尼马卿山和岷山北侧，大体在青海黄河、甘南洮河至陇南西汉水一线，即大体在青海黄河沿、花石峡、至甘肃碌曲、宕昌、西和一线。”此外李星星也在《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等文章中就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的理论与见解与费孝通、李绍明展开商榷。

从徐新建2003年的会议论文《“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是他对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藏彝走廊”论说及此后学者们对“藏彝走廊”的相关研究的思索与见解。在此基础上，2008年徐新建专著《横断走廊》出版，书中提出“横断走廊”概念和论说。从学术概念的演变历程看，“横断走廊”的使用源自对“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的整合和扩展。

费孝通将中华民族所在的区域划分为包括“藏彝走廊”在内的十个部分。徐新建认为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等划分类型和概念的突出意义在于突破“行省史观”。他将费孝通的区域划分总括为“六区三廊诸岛”，并指出这种划分“虽同时兼容了地貌、方位和行省、民族的范畴，但里面沿用的行省名称，如‘云贵’‘青藏（高原）’等，都并非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单位’，而是已经包含了更多的‘跨行省’意味（第6页）。”徐新建梳理了“省”“行省”的概念和发展演变史，认为从元朝的11省到今天的34个省级行政区，“省”作为分析单位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仅从单一行省史观来认识中华民族所处文化空间，仍有待商榷。“族群地理”则从空间框架提供了突破“行省史观”另外一种视角，“横断走廊”“民族走廊”等类型划分都是“族群地理”的体现，它们的贡献在于对单一“行省史观”的超越和突破。

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含义结合的命名，“河西走廊”和“藏彝走廊”均属此范畴。徐新建则认为，“民族走廊”的提法仍属于人为的划分类型。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横断走廊”这一划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通道意义、地文表述和族群关系等方面。他以“族群关系”为例提出，“走廊”称谓采用了比喻手法，不可过分强调“走廊”内各族群的迁徙和流动而忽略他们的世居传承,否则可能会有将此区域内长期以来众多族群的家园及生活“抽空”的危险（第14页）。徐新建认为，从族群地理视角看，华夷各族世代生存和交往的空间，经历了丰富多样的书写和演变。他以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强调的“变动的族群关系”和李亦园进一步将“汉藏之间”阐发为“族群缓冲地带”等为例,认为他们的思考和论述，“从族群地理的角度，把对华夷各族生存环境及互动关系的研究引向了更为深入的层面（第15-16页)。”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是对其之前研究的推进。徐新建提出，这样的推进还可放在更宏观的层面，即从“羌人”地带、“藏彝走廊”拓展至“横断走廊”所处的整个“西南地区”。他绘制如下图示并做了说明（图片引自《横断走廊》第17页）。

 说明：1.西南三角地；2.黄河上游地区（西北）；3.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4.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文化带东部）；5.珠江流域（南方文化带中部）；6.东南亚半岛；7.印度次大陆

徐新建认为“横断走廊”的族群地理内涵丰富多样，非简单的“通道”名称所能代表。他将族群意义上的“横断走廊”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古“横断山文明”地区。2.氐羌族群的家园之一。3.华夏及其边缘族群的互动地带。4.藏语支诸民族的迁移通道。5.汉、藏诸民族的融合地带。6.现代“多元一体”之中国的“联结纽带”。（第17页）

除了“族群地理”之外，“生态史学”是“横断走廊”这一划分类型的另一重要理论支撑。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在研究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方面颇有建树，学术界的“施坚雅模式”就是标志之一。徐新建认为，施坚雅模式分析的范围限于“农业中国”，若依照“生态史学”的观点，其还忽略了“牧业中国”部分（第18页)。从生态视角看，农耕与游牧的分野是重要议题,长城正是这一分野的标志性存在。中国的长城主要由以农为本的中原政权修筑。唐晓峰在《长城内外是故乡》一文中认为，作为人工建筑，这一长城已与北方高山峻岭融为一体。但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木柴僵落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催生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理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20世纪，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长城沿线进行考察。他对“长城地带”重新审视并提出了新见解：他认为将长城置于整个亚洲内陆加以观察，长城对于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是边缘，但“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转引自《横断走廊》第19页）。唐晓峰、汪晖、韩毓海等学者都对拉铁摩尔的“长城中心说”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徐新建指出，在与“长城地带”相关的话题中，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所提出的“十五英寸等降雨量线”，是重要生态话题。而在“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的结合上,考古学家童恩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是最成功的典范。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将“横断走廊”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更大地带相联系，并明确了其价值与作用。徐新建教授认为，如果把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农、牧社会的“中心”“边缘”联系结合，并置于东亚大陆的生态格局中，则可呈现出一个更为“有机”的整体框架（第23页）。

说明：虚线“……”表示农耕社会内部的麦作与稻作分界；A代表北方麦作区；B代表南方稻作区。（引自《横断走廊》第24页）

在上述学者的理论启发下,“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意义上的“横断走廊”的相关表述逐渐清晰。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生态史观”，将文明视为一种生态现象，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徐新建认为梅棹忠夫的论说提出了一个超越东亚局限的更广阔空间视角，对“横断走廊”研究具有参照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也做过与此论题相关的论述。通过欧亚大陆的宏观分析，汤因比揭示了农耕-游牧文明的生态边界，强调游牧文明对干旱草原环境的适应性智慧及其在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汤因比没有满足于对不同文明史观的客观描述，相反，他继续向人们发出了以“生物圈”为起点和归宿的呼吁。徐新建肯定了汤因比的胸怀与眼界，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文化”的国别研究中，倡导“族群地理”和“生态史学”的视角与方法。正是运用这一视角与方法，徐新建逐步形成对“横断走廊”的系统表述。在《横断走廊》一书的开篇,作者开宗明义提出：“文化是走出来的。”因此，此书上篇“历史眼光——族群地理与生态史观”奠定理论基础，中篇则以“行者之路——在田野中行走和考察”呈现实证研究，记录了作者在“横断走廊”区域的行走和观察。《再去阿坝》里，作者通过叙述小琼一家多样多元的“族群”身份，从一个层面展现了“横断走廊”族群文化的复杂与多元。《再走中甸》则讲述了云南中甸从“建塘”到“中甸”再到“香格里拉”的名称演变史以及对当地被改写的过去和未来的反思。徐新建在全书的尾声中写到，“横断山地区分布着若干历史悠久的民族和文化走廊。但这一地区并不仅仅是‘走廊’”，许多的族群世代在这里生存，“他们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类型”（第167页）。

在有关“民族走廊”的学界论述里，付海鸿是“横断走廊”概念的重要支持者。她认为“用‘藏彝’二字，遮蔽掉的是该民族走廊中从党项到羌族等族群，亦包括此区域中人数众多的汉族族群。”付海鸿强调说,如果因该区域众多族群主要操藏、彝语就以此命名，而省略操其他语支的民族，那就无法体现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

关于“藏彝走廊”的命名，部分学者提出“藏羌彝走廊”的概念，如张曦在《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中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未能充分纳入羌族历史文化这一关键要素。事实上，羌族文化传统对于理解该走廊的历史形成机制和当代文化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一重要性已在近年羌语支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中得到充分印证。徐学书相关文章提出，“藏彝走廊”如增加“羌”称“藏羌彝走廊”，则能更准确反映该“走廊”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唐以前几千年间大规模的羌人迁徙活动，唐以后羌人与藏、彝众多族群的先民共同在该区域迁徙、交融；近现代该区域仍以藏、羌、彝三大语支族群为主。”藏羌彝走廊也积淀着汉族与藏、羌、彝族等众多民族交流、共生的历史。近年来，“汉藏羌彝走廊”概念见诸相关研究。如《汉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呈现了石器时代以来，走廊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王菊文章也使用“汉藏羌彝走廊”的概念和命名，研究汉藏羌彝走廊内多民族共源神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去几年自然科学领域陆续发表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藏彝走廊、横断走廊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科学支撑。例如《The late Eocene rise of SE Tibet formed an Asian‘Mediterranean’climate》通过数据重建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隆升历史，认为这是该地区类地中海气候形成的原因。高耸的地形地貌加上独特的地中海式气候系统，促进横断山脉生物多样性的高度发展。民族学领域新近文章亦使用这一命名，如《秦统一巴蜀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再次梳理藏彝走廊的诸多命名，认为学者们“之所以对这一民族走廊的命名提出多种建议，与费孝通先生在几次有关讲话中本身有不同提法有关，亦与三大民族走廊中只有这一走廊不是以自然地理命名有关”。

三、横断走廊与西南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按照现行行政区划，涵盖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以及重庆市等五个省级行政单位。历史上，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加上地处“边缘”，因此在传统的中原式地理观、历史观中，西南地区向来被认为是边疆地区。但在区域研究学者看来，西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990年代出版的《西南研究论》中，徐新建提出“一点四方”的概念。其中的“一点”指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点,“四方”则是作为中原之“中”而存在的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在传统以中原为中心、为主体的历史观、地理观中，这四方一直被边缘化、蛮夷化。他在书中提出，中原与四方是相对概念,有四方存在才能显出中原之“中”的意义。西南研究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只有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其早期狭义指中原），才可能更深入地认识西南；而只有深入地认识了西南（及西北、东北、东南），才能够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王明珂先生《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研究恰与徐新建这一观点形成呼应。王明珂提出，他本书中的研究对象是处在“中国边缘的人”，试图通过对华夏边缘和华夏边缘人群的研究，回答“什么是中国人”。

尹建东和刘薇薇在《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研究》认为，西南地区是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他们以物为研究取向，展现了西南地区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图景。两位作者提出，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历史往往被王朝国家的“大历史”建构和定义。但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区域与周边族群和文明持续互动，有着丰富的发展变化逻辑。实际上，研究西南不仅是理解中国全貌的关键一环，在东南亚、东亚等区域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樋泉克夫认为，西南是中国面向西部和南部的窗口，连接着中国与东南亚，在地政学和战略性的角度对西南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从地理位置看,西南与东南亚大陆、印度次大陆各国接壤,这是西南地区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最显著特征。从历史看，西南是中华帝国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及经印度次大陆与中东以西世界互通往来的重要枢纽。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聚焦当下,西南地区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

西南地区与横断走廊在空间上有大面积重叠。横断走廊这一区域和概念，无论就其独特的历史、地理、人文价值，还是放置于西南区域研究之中，都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四、结  语

从“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藏羌彝走廊”“汉藏羌彝走廊”，这些概念和论说在持续不断的学术争鸣中发展完善。陈自升与张德华在《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中指出，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背景为民族识别，理论前提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而徐新建提出的“横断走廊”，是当今学术氛围的产物，其理论支撑为“生态史学”。两位作者在文中论述和比较了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与徐新建的“生态史学”，认为二者都具备宏观的人文地理视野,这样的视野来源于他们多年的行走与考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背景。随着该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学术价值逐渐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并引发持续深入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为民族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新建提出的“横断走廊”概念，“是新时代的呼唤”,他以“破”与“立”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横断走廊”概念的合理性。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争议无数但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

横断走廊地域广袤，民族多元，高山阻隔，河谷切割，无论地貌、植被，还是聚落、建筑，乃至生活习俗、人群体征,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横断走廊富有历史、地理、人文价值，借用《西南研究论》主张从西南看中国的观点，同样可以从横断走廊看西南，观中国，进而连接世界。从横断走廊丰富多元的叙事到西南的区域叙事，都可以丰富传统主流叙事的维度，从而认识多元的中国，与世界联通。

本文来源于《民族学刊》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